这占卜是第一个插叙的内容，而接着所插叙的第二个内容，是在陈完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来到陈国，而随身还携带一部《周易》面见陈侯，陈侯就让这位来自王室里的太史为其儿子敬仲卜筮。周太史用《周易》进行卜筮，其结果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左传》里记载的这一筮例，就是以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的例子。此筮例中出现的“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正是出于春秋《周易》文本《观》里的第四“繇辞”。以下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观》的结构形式：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益：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家人：窥观，利女贞。
渐：观我生，进退。
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剥：观我生，君子无咎。
比：观其生，君子无咎。”
由此而知周太史所带的《周易》为陈侯小儿子完卜筮，正是用的是春秋《周易》文本。周太史通过起蓍，得出的是《观》里的第四繇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才说“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周太史也正是通过《观》里的“否”繇辞，又结合《观》的画符号、《否》的画符号取象来批断陈公子完及八代以后的事情。即周太史所说的“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陈衰，此其昌乎。””这段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话（此筮例在“《周易》卜筮说”里有详解）。从这段解“筮”的话里，周太史已经‘断出’陈侯的儿子完，日后将成为某国家王的上宾，其子孙还要拥有国家，而且已知是在齐国（即姜姓之国）将发生的事情。这陈完孩童时期里发生的一次卜筮与长大娶妻时，妻子的娘家进行的一次占卜其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这里且不说懿氏的龟占与周太史卜筮是那么的神，单就一卜筮、一龟占里所言的事情已是涉及到战国后期的历史了。
周太史给小敬仲卜筮一事，是记载在“庄公二十二年”，而这一年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这一年是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应是成年人了。这一年在记述此事时，又插叙追记陈完小时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记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前期了，即周太史在春秋前期为陈完卜筮，而算出陈完的后代在战国晚期发生的事情。周太史一次卜筮却卜出了三百多年后的吉凶来。即从周太史的解筮中所说的“代陈有国乎？”、“必姜姓也？”来看，其时间应下溯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承认田和（其祖先正是陈完，古代陈与田字通用）为齐侯，田和传三代到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即使田和为齐侯（拥有了国家），也是到了战国中期了。若是按龟占里说的“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这里的“京”就是“大”之意。那么，在诸侯国里没有能与之比强大的国家了，说明只有知道齐威王，齐宣王（威王之子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时期的事，才能写出这占与卜例中的说法。这说明写《左传》的作者是知道战国后期的事情，那么，也就说明了在战国后期流行的还是春秋《周易》文本，而以“九·六”数字为爻题的《周易》文本根本就没有出现。因为《左传》一书里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周易》有之”的引用例子，均反映的是春秋《周易》文本。我们也就由此认为，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可以下推到战国后期了。也就是说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可以缩小到战国后期至西汉初期这一时间段了。
由上内容虽可证明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于战国后期，即使是战国时期定型的今本《周易》，已无关紧要。因已有《左传》一书坐实，春秋时期流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而不是以“九·六”爻题为结构形式的今本《周易》。“九·六”爻题的《周易》在春秋时期根本没有出现，更不是《周易》原初的文本结构形式。这就是要从《周易》文本的考证上，来证实《周易》一书原初的性质意义所在。所以，无论今本《周易》定型于战国前，还是战国后，都已无关紧要。那么，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今本《周易》是定型于战国后期了。但这里总觉得有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若给今本《周易》下一个较准确地定型时间话，笔者意为今本《周易》定型的时间，应是帝制时期。今本《周易》是帝制时期里的产物，是与帝制时代里的文化背景相吻合。我们由以下内容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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