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以《左传》一书所证实，在春秋时期，《周易》一书里还无“爻题”，即还没有把“九·六”数字作为“爻题”加进《周易》一书里。也有《左传》一书可知，今本《周易》文本起码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定型，这应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今本《周易》就是在战国及西汉初期这段时间内看是何时定型的了。???
以上是从地上传承下来的书籍文献来看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我们从先秦的传世书籍里来看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有无反映“九·六”爻题，已知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并没有反映“九·六”爻题。我们又从战国时期产生的一部史书《左传》里看到的是不同于今本《周易》的另种《周易》文本。而这些地上的材料证据，与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的鉴定时间，并无冲突。我们说上博藏竹书《周易》的标本时间产生的年代，并不等于今本《周易》定型的年代。那么，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就在于战国与西汉初这段时间内的某一时间段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今本《周易》在这一时间段里是何时定型的。虽然从传世的先秦书籍里并无发现带有“九·六”爻题的引句，但以此并不能证明“九·六”爻题的今本《周易》在西汉初期之前就没有出现。因为在西汉时期里的文献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同样是不带“九·六”爻题称法的。难道西汉时期里《周易》文本还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卦爻式的《周易》文本么？所以，单从先秦的传世书籍里看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没有反映“九·六”爻题，就不足为证今本《周易》在西汉之前没有出现。那么，在传世的先秦文献里，唯有《左传》一书可以印证今本《周易》定型的上限了。从《左传》一书里已知，春秋时期所用的《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为“繇题”的《周易》文本。这也说明今本《周易》在春秋时代还没有定型。春秋时期，无论卜筮，还是引用，所使用的是春秋《周易》文本，即以《周易》名称为“繇题”的《周易》文本。这都是有《左传》一书所印证的了。而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占、卜例子的内容，还可印证今本《周易》定型的上限时间。《左传》里有一占、一卜例子，从解释占与卜的内容来看，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却是战国后期的发生的事情。这就涉及的《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生活时代。我们来看《左传》里有一占与一筮例子，所涉及到的历史时代内容。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 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使为工正。 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这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述这一年春，陈国人杀了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逃亡到齐国，颛孙又从齐国逃亡到鲁国。而陈完就留在了齐国，齐侯本来要公子完做卿，而被完辞谢掉，最后当了齐国管百工的官。
《左传》一书里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又插叙与陈完有关的早年占、卜两件事。一是，插叙陈国大夫懿氏把女儿嫁给敬仲（陈完的字）为妻时，曾为此事进行了占卜。懿氏的妻子对占卜结果说的就是“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这段话。
我们知道占卜与筮卜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是不同的。这里的“占之”，就是龟占的方法了。龟占有龟占辞，筮卜有卜辞。但这里的“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是不是龟占辞呢？显然不是。这是占卜者进行龟占时，所谓对占卜得出的吉凶结果的说法，即断语。也是所谓神示的‘天机’。这如同诗句的八句话，关于懿氏之女后代的‘天机’尽露。这‘天机’里说“妫氏（妫是陈完的姓）的后代，将在齐国长大；到第五代就要昌盛，位于正卿；到第八代以后，没有人能与之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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