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江城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接线员苏晓晓戴着耳机，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通话队列，第七次看向墙上的钟。
还有四个小时换班。
她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端起已经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苦，但能提神。
这是她做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的第三个月。每天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十个小时，接听那些在绝望边缘打来的电话。
有人因为失恋，有人因为失业，有人因为疾病，有人……没有原因，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
苏晓晓的工作是倾听，是安慰，是尽一切可能把对方从悬崖边拉回来。
但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就像三小时前那个电话。
一个十七岁的男孩，高考失利，父母天天吵架，女朋友跟别人跑了。他在电话里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姐姐，谢谢你的时间。我该走了。”
“等等！你听我说——”
电话挂断了。
苏晓晓立刻上报，但只得到男孩的大致区域——城西城中村，范围太大，根本没法找。警方说会留意，但她也知道，希望渺茫。
这种无力感，每晚都在啃噬她。
“叮——”
新来电。
苏晓晓深吸一口气，调整状态，按下接听键。
“您好，这里是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我是接线员12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电话那头很安静，只有细微的电流声。
“您好？能听到吗？”
“……能。”
是一个女声，很轻，很飘，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您还好吗？现在在哪里？”
“我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这里有很多人，他们都在哭。我也在哭，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苏晓晓皱起眉头。这听起来不像典型的求助者，倒像是精神分裂的症状。
“您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或者您在哪里打的电话？”
“名字……我忘了。”女人顿了顿，“电话？我没有电话。我是用……别的东西打的。”
“什么东西？”
“一根线。”女人说，“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线，我拉了一下，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苏晓晓感到一阵寒意。
她看向自己的工位——天花板上确实有线路管道，但都是封闭的，不可能有“垂下来的线”。
“女士，您可能需要医疗帮助。您身边有其他人吗？”
“有……很多。”女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了些，“他们都跟我一样，悬在空中，晃来晃去。我们都在等。”
“等什么？”
“等有人来剪断线。”
苏晓晓的手开始发抖。
她听过这种描述——上吊自杀的人，尸体悬在空中，像挂在线上。
“女士，您……您是不是已经……”
“死了？”女人替她说完了，“我想是的。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死。我只是……停在这里，一直停着。”
苏晓晓后背全是冷汗。
她接到了一个鬼魂的电话。
按照培训，这种情况应该立即挂断，上报，然后接受心理评估。但她没有。
因为那个女人还在说话，声音里的困惑和悲伤那么真实。
“接线员小姐，你能帮我吗？我不想一直挂在这里。我想……下去。”
“怎么下去？”
“我不知道。也许需要有人找到我的身体，解开绳子，把我放下来。”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但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在哪里。”
苏晓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您还记得您生前的事吗？任何细节，名字、地点、时间？”
“我记得……一条红色的围巾。是我女儿织给我的，她那年八岁。”女人说，“还有一张照片，我和她在公园拍的，她笑得很开心。”
“您女儿叫什么名字？”
“……小雨。周小雨。”
苏晓晓愣住了。
周小雨？
那个最近在江城日报上连续发表深度报道的记者？揭露新天地工地万人坑的那个？
她立刻打开浏览器，搜索“周小雨 母亲”。
跳出的第一条新闻，是三年前的旧闻：
《记者周小雨母亲失踪三年，警方悬赏征集线索》
报道里说，周小雨的母亲林秀芬，五十六岁，三年前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出走前有抑郁倾向，曾多次透露“活着没意思”。警方怀疑是自杀，但一直没找到尸体。
配图是一张母女合影，母亲围着红色的围巾。
苏晓晓对比了一下——电话里描述的红围巾，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林阿姨？”她试探着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林秀芬……对，那是我的名字。”女人的声音颤抖起来，“我想起来了，我叫林秀芬，我女儿叫周小雨。我……我为什么要把她一个人丢下？”
崩溃的哭声。
不是活人的啜泣，而是那种压抑了三年的、撕心裂肺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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