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村里越来越正规，有了严格的财务制度。”尹晴接话，“但这笔钱和这个习惯，留下来了？”
根叔点头：“留下来了。因为有些事儿，正规渠道就是不方便。比如前年，张婆婆家孙子考上大学，家里困难，按制度可以申请助学金，但要证明、要公示、要等审批。可孩子开学等着用钱，几个老家伙一商量，从这备用金里先支了五百，让孩子先走。后来助学金批下来，又还回来了。”
“比如有些传统活动，”秀兰恍然，“像祭祖、庙会，按政策不能动用公款，但村里老人觉得该有点表示，就从这里出点香火钱？”
“对。”根叔说，“还有一些……人情往来。外头来检查的、考察的，有时候带点土特产，不好走公账，就从这里出。或者村里谁去办事，请人吃个便饭，也从这里报。”
尹晴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她理解这个系统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行，从来不是完全由正式制度覆盖的。总有一些模糊地带，需要非正式的弹性来处理。这个“暗账本”系统，其实是乡村传统互助精神和现实灵活性的一种延续。
但同时，她也看到了巨大的风险。这个系统完全依赖参与者的道德自觉和相互信任。一旦有人动歪心思，或者信任破裂，就会酿成严重问题。而且，在溪云村已经成为“民主透明典范”的今天，这个系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现在村里还有谁知道这个？”她问。
根叔想了想：“老辈人基本都知道。中年一辈，像福旺、虎子、阿灿他们，也参与过。年轻人……应该不知道。”
“尹书记，你打算怎么办？”秀兰忧心忡忡，“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村‘财务透明’的形象就毁了。”
尹晴看着桌上的账本和铁盒。三万七千元，三十多年的记录，几百笔微小的收支。每一笔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的关键时刻，一次社区的温情互助，或者一次无奈的变通。
她可以有几个选择：
一，立即公开，将所有资金并入村集体账户，彻底废除这个系统。但这可能伤害那些依赖这个系统应急的村民，也可能暴露过去某些“不合规但合情”的操作。
二，假装没发现，让系统继续隐形运行。但这违背了她一直倡导的透明原则，也存在道德和监管风险。
三，某种折中——承认这个系统的历史和功能，但将其规范化、透明化。
“我想先弄清楚，这个系统现在到底怎么运行。”尹晴说，“根叔，您能召集知道这事儿的老人们，咱们开个非正式的小会吗？”
当晚，在老康家的堂屋里，七八位老人聚在了一起。除了根叔，还有福旺叔、两位已经八十多岁、几乎不出门的老阿公，以及两位老太太。他们都是村里最受尊敬的长辈。
当尹晴拿出那个账本时，老人们没有惊讶，只有一种“终于被发现了”的释然和些许不安。
“这账本，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轮流管的。”福旺叔开口了，“现在主要是我和根叔看着。钱存在那张农村信用社的卡里，密码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尹晴问。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最后，一位叫阿贵的老阿公说：“尹书记，你是好人，为村里做了很多。但这个事儿……它不是你们干部系统里的事。它是咱们村民自己的事。告诉你，怕你为难——按规矩，你得管；按情理，你不好管。”
“那虎子、阿灿他们参与，也是这个原因？”
“对。有些支出需要年轻人跑腿，就让他们经手。但规矩都讲清楚了：这是应急的钱，不能乱动，每笔进出都要记清楚，要有至少两个见证人。”
尹晴翻看着账本，确实，几乎每笔收支都有两个签名或画押。
“这三十年，有没有出过问题？”她问。
老人们沉默了一会儿。根叔说：“出过一次。1995年，当时管钱的阿明——他已经过世了——他儿子生病急用钱，他从里面借了三百，没跟人说。后来我们查账发现不对，找他问，他承认了，哭着说一定还。大家没声张，让他写了欠条，按月从他们家卖鸡蛋的钱里扣。扣了一年才还清。从那以后，管钱的人都要家里人在场见证。”
“那阿明后来……”
“他还是村里人，大家没看不起他。谁家没个急难呢？后来他儿子病好了，家里情况好转，他还多还了五十，说是利息。我们没要，他又捐给了备用金。”
堂屋里很安静。煤油灯的光在老人们布满皱纹的脸上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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