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晴感到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这个系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缺乏监管、依赖个人道德、与正式制度冲突。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发挥着正式制度无法替代的功能——快速、灵活、基于人情和信任的互助。
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承载着村庄的集体记忆和道德共识。那本磨损的账本上，不仅记录着金钱的流动，也记录着三十多年来村庄的变迁、家庭的兴衰、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你们觉得，这个系统现在还应该存在吗？”尹晴问。
老人们互相看了看。福旺叔说：“说实话，现在村里条件好了，正式救济渠道多了，需要用到这个钱的时候少了。但这就像一个……老规矩。留着它，心里踏实。万一哪天又有个急难，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不用看谁脸色，自己人就能帮上。”
“可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会说咱们村‘两套账’、‘不透明’。”秀兰说。
“那就别让外人知道。”一位老太太小声说。
“不可能了，”根叔摇头，“现在村里人多眼杂，这事儿既然被发现了，迟早会传出去。”
所有人都看向尹晴。
她沉思了很久。窗外，秋虫在鸣叫，声音清脆而执着。
“我想，”尹晴缓缓开口，“我们需要承认这个系统的存在，但不能让它继续在暗处运行。”
“怎么承认？公开了，不是自己打脸吗？”福旺叔担忧。
“不是简单地公开账目，”尹晴说，“而是把这个系统的历史和功能，作为溪云村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展示出来。同时，设计一个新的、透明的、但保留其灵活性和应急功能的机制来取代它。”
她具体解释：首先，在“生长中的溪云”角落，增加一个展示区，讲述这个“互助备用金”三十多年的历史，展示那个旧账本（隐去具体姓名），讲述它背后的故事——不是为了暴露问题，而是为了呈现中国乡村在正规制度尚未完善时的自我组织智慧和人伦温情。
其次，设立一个“村民应急互助基金”，资金来源于自愿捐赠和村集体的小额拨款，管理委员会由老中青村民共同组成，所有收支完全透明公示，但保留小额应急的快速审批通道。这个基金将继承老系统的功能，但运行在阳光下。
最后，现有的三万七千元资金，经所有知情人确认无误后，转入新基金作为启动资金。
“这样一来，”尹晴说，“我们既尊重了历史，也面对了现实；既保留了互助精神，也遵守了现代规则。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村庄如何从非正式的互助传统，走向规范的社区共治。”
老人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们在消化这个提议。
“那些过去的记录……有些可能不太好看。”根叔说。
“那就隐去姓名，只讲故事。重要的是精神，不是具体的人和事。”尹晴说，“而且，我觉得村民会理解。这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不是污点。”
最终，老人们同意了。不是完全情愿，但他们信任尹晴，也明白时代不同了。
接下来的一周，尹晴和秀兰、虎子等人一起，秘密地完成了老系统的清算。他们一一核对账目，联系尚在世的经手人确认，确保没有遗漏和纠纷。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几乎所有被联系到的村民，都对这笔钱和这个系统的存在表示理解，甚至感激。
“那年我爹去世，家里没钱办后事，就是这个备用金先垫的。”一位中年村民说，“后来我打工挣钱还上了。这事儿我一直记着。”
“我女儿当年上大学，差五百块钱学费，急得我嘴上起泡。是福旺叔悄悄从这钱里支给我的。”另一位村民回忆，“女儿现在当老师了，每次回来都说要报答村里。”
这些故事让尹晴更加坚定：这个系统必须被妥善地“安置”进村庄的历史中，而不是简单地“清理”掉。
新的“村民应急互助基金”很快设立。启动资金除了老系统的三万七，还有村民自愿捐赠的一万多元。管理委员会由根叔、福旺叔（代表老辈）、尹晴、秀兰（代表中年）、林溪（代表青年）五人组成。章程规定：单笔支出五百元以下，可由任意两名委员快速批准；五百元以上，需委员会过半同意；所有收支每月公示。
在文化展示中心，“溪云村的另一本账”展示区悄悄开放了。那个磨损的旧账本躺在玻璃罩里，旁边是简单的说明文字，讲述了三十多年来的互助故事。没有 sensationalism（煽情），只有平实的叙述。
起初，有些游客看到这个展示，感到困惑甚至质疑：“原来溪云村也有‘小金库’？”但更多的游客，尤其是来自农村或有乡村经验的，表示理解甚至感动。“这才是真实的乡村，”一位中年游客在留言本上写道，“制度永远无法覆盖生活的全部，总需要一点人情的温度和变通的智慧。”
村里大多数村民的反应是平静的接受。年轻人觉得“挺有意思，原来以前还有这样的事”，中年人大多知道或听说过，老人们则感到一种释然——他们守护多年的秘密，终于可以放在阳光下，不是作为罪证，而是作为一段值得被记住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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