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耕季进入第二个月时，一个微凉的秋日下午，秀兰在整理织娘坊仓库时，在一个废弃的旧织机木箱底部，发现了一个用油布包裹的硬皮笔记本。
本子很旧，黑色封皮已经磨损泛白，边角卷起。她以为是过去的账本或花样记录，随手翻开，却愣住了。
第一页，用蓝黑墨水写着：“溪云互助备用金记录。1987年3月始。”
往下翻，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条目，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字迹不一，显然有多人经手。条目内容简单直白：
“1987.4.5，收王三家玉米款12元（其妻病重）”
“1987.5.2，付李四家药费8元”
“1989.1.15，收集体卖毛竹款35元（修祠堂用）”
“1992.7，收外出打工汇款200元（张伯孙子学费）”
……
“2005.11，付根叔家丧事30元”
“2010.4，收茶园预付款500元（虎子代管）”
……
最近的一条是：“2021.8，收民宿分成尾款1200元（尹书记说暂存备用）”
每笔收支后面，都有简单的签字或画押。有些名字秀兰认识，是村里早已过世的老人；有些是现仍在世但已年迈的长辈；还有一些，是现任村干部的签名。
这不是正式的村集体账目。村里的公共资金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每一分钱都要经过审批、公示、入账。而这个本子记录的，显然是另一套系统——一套存在于正式制度之外、由村民自发维持的“暗账”。
秀兰拿着本子，手微微发抖。她立刻去找尹晴。
尹晴看到本子，脸色也变了。她翻看着那些跨越数十年的记录，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有些款项她知道——比如那笔“民宿分成尾款”，是村里与一家民宿合作的分成，因金额不大且对方要求现金支付，她当时确实说“先留着，说不定有急用”。但更多的记录，是她完全不知情的。
“这是怎么回事？”秀兰声音发紧，“村里……还有这样一笔钱？这样一本账？”
尹晴合上本子，沉默良久。“我不知道有这本账。但我知道，在很多中国乡村，都存在这种‘备用金’——不是公款，也不是私钱，是大家心照不宣、用于应急和那些‘不好明说’的开支的钱。”
“那这笔钱现在在哪里？”
尹晴起身，打开村委会办公室角落的一个老式铁皮文件柜。在层层文件下面，有一个不起眼的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叠现金，用橡皮筋捆着，还有几张银行卡和存折。她数了数现金，又查看了存折余额，加起来大约有三万七千元。
数目不大，但考虑到这本账跨越三十多年，期间村庄经历了极度贫困到逐渐富裕的过程，这笔钱承载的意义远超其面值。
“谁在管这个？”秀兰问。
“我不知道现在谁在管，”尹晴说，“看账本，经手人换了好几拨。最早应该是老支书那代人，后来可能传给了福旺叔他们，再后来……”她指着最近几笔的签字，“有虎子的名字，有阿灿的，还有我的。”
“你的？”
“我签字的那笔，就是民宿分成的尾款。虎子当时把钱给我，我说先放着。但我不知道他放进了这个系统。”
两人面面相觑。她们都明白这本账本意味着什么：在溪云村光鲜的“民主决策、财务透明、制度规范”的表象之下，一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非正式的互助网络。这个网络处理的是那些正式制度无法覆盖或不便处理的灰色地带：谁家突然有急难需要小额救急，哪笔小收入不好入公账，哪个传统仪式需要点心意钱，甚至可能包括某些不便公开的“人情往来”。
“这算违规吗？”秀兰声音很轻。
“严格来说，没有入公账的资金流动，当然不合规。”尹晴说，“但这笔钱的性质……你看这些支出，都是救急、帮困、支持传统活动。而且金额都很小。”
“可为什么不走正式渠道？”
“因为麻烦。”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两人抬头，看到根叔站在门口，不知何时来的。他走进来，看了一眼桌上的账本和铁盒，叹了口气。
“到底怎么回事，根叔？”尹晴问。
根叔在椅子上坐下，拿出烟斗，慢慢装着烟丝。“这事儿，得从大集体解散那会儿说起。”
他点燃烟斗，烟雾在空气中盘旋。“八几年，包产到户了，大队没了，但村里还有些公共的事要办。修个路、补个桥、接济一下揭不开锅的人家。那时候村委会刚成立，没钱，也没制度。几个老辈人一商量，就凑了点钱，谁家有余粮就出点，谁家有事就帮点。记个账，心里有数。”
“后来慢慢有点钱了，”根叔继续说，“村里搞副业，卖毛竹、卖茶叶，有些零碎收入。正式账要交上去，但这些零零碎碎的，就留下了。说是‘备用金’，其实也就是个意思——万一谁家有急，不用开会研究，不用层层审批，先拿出来应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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