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五月末的清晨，天还没亮透，余念新就跟着另外四个少年，坐在骡车上往延安城东去。车走在黄土路上，雾气裹着尘土，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没人说话，连赶车的老汉都只是偶尔甩下鞭子，车厢里静得能听见车轮压过石子的声音。
少年宫在山坳里，原是座旧学堂，院墙是黄土夯的，门口挂着 “边区少年教育试验区” 的木牌。
刚到门口，就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那儿，穿着灰布上衣，袖口熨得平整 —— 是孙维世院长，余念新在保育院时见过她，听说她以前是剧团的，后来调到社会部管少年教育，说话做事都透着股干脆劲儿。
“从今天起，你们是少年宫的学员，不是普通学生。” 孙维世扫过五个少年，声音不高却有分量，“这里就一条规矩：组织的事，永远排在头一位。”
没人应声。孙维世的目光停在余念新身上，顿了两秒：“小余，以前在保育院见过，是吧？”
“是。” 余念新答。
“听说你在少年队表现不错，脑子活。” 孙维世没笑，“但在这里，光活没用，得学会藏。既要会管人，也得耐住被人管。”
说完，她转身往院里走，少年们跟在后面。宿舍是间旧木房，八张木床靠墙摆着，床上只有一床薄被和一个粗布枕头。
放下行李，就有教员来分任务：两人去后勤组帮着做饭，两人去菜园浇水，余念新被分到文书组，协助抄写会议记录。
第二天一早，第一节是《思想与纪律》课，讲课的是张讲师，二十来岁，戴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本翻得卷边的讲义。他在黑板上写了 “信任” 两个字，粉笔划过木板，发出吱呀的响。
“组织对人的信任，不是天生的，是一点点攒的。” 张讲师看着底下的少年，“先得学会管自己，没人盯着也按规矩来，才能谈被信任。”
讲到一半，他停下，问：“谁说说，自我约束到底是为了啥？”
教室里静了几秒，余念新举起手：“为了自己不乱，也为了不给组织添乱。”
张讲师点点头：“说得对，但不全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纪律能防乱，可有时候，也会把矛盾盖过去。你们以后慢慢会懂。”
这话让教室里更静了。余念新没再说话，他知道张讲师说的是实话 —— 在组织里，表面的规矩下，藏着更复杂的东西，不是光说 “服从” 就能应付的。
午饭后，余念新去文书组报到。办公室是间小窑洞，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教员把一叠稿纸递给他：“这些是会议记录，抄的时候注意，字要工整，别漏字，更别改字。”
余念新接过稿纸，低头一看，心里愣了下 —— 上面记的不是普通会议内容，有边区干部调动的名单，还有社会部的调查报告，文字短得很，没半句多余的话，连标点都透着股严肃劲儿。
抄到第三份，余念新看到一份《关于整风中青少年思想问题的汇报》，里面写：“部分少年有依附心理，只听命令，不懂原则，对组织的理解太浅。”
他心里琢磨着，这哪是普通汇报，分明是在提醒 —— 组织要的不是只会听话的人，是能懂规矩、守原则的人。
往后几天，余念新天天在文书组抄文件。有时抄到关于互助组的材料，他会多留意几眼，看看其他村是怎么搞的，有没有能用到杨家塬的办法。
有次抄到一份洛川某村的报告，说互助组因为没选好牵头人，最后散了，他赶紧在心里记着 —— 以后帮村里搞互助组，牵头人的人选比啥都重要。
没过多久，孙维世找余念新去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一盏油灯放在桌上，文件堆得老高。孙维世坐在桌后，翻着余念新抄的文件，没抬头：“张讲师说你脑子活，抄文件都能看出门道。”
“只是看得仔细些。” 余念新答。
“仔细是好事，但别太露。” 孙维世终于抬头，“少年宫是个训练场，不少人盯着你，不是因为你优秀，是要看你会不会踩线，会不会出错。”
她顿了顿，又问：“你自己想不想留在这儿？别跟我说组织调派，说你自己的想法。”
余念新沉默了几秒：“想留。我想知道，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才能成能做事的干部。”
孙维世点点头：“这话实在。去吧，别太急着找答案，有时候，慢就是快。”
从那以后，余念新多了项任务 —— 整理学员的思想汇报。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下，翻着一叠叠稿纸：有人写自己 “思想不纯洁，要多学文件”，有人忏悔 “迟到三次，对不起组织”，还有人检讨 “有个人主义，没顾着集体”。
他不评也不改，只按要求汇总，第二天交给教员。看的多了，他慢慢摸清了这里的门道：思想汇报不是写真心话，是写组织想看到的话。得有态度，还不能太假，得让看的人觉得你 “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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