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五月的抗大少年队，天刚亮就响起起床号。余念新跟着队伍出操，绕着营地跑圈，黄土被踩得扬起细尘。
入队快一个月，他早摸清了这里的节奏 —— 五点半起床，六点出操，七点早饭，之后是四小时文化课，下午要么军事训练要么劳动，晚上还要自习写心得，全程都有教员或班长盯着，半分懒都偷不得。
三班的班长刘秉林，十五岁，是从延川来的，家里是种地的，说话直来直去，总把 “服从纪律” 挂在嘴边。
副班长周子文比刘秉林小两岁，读过几年私塾，爱往指导员跟前凑，班里的事总爱抢着汇报。余念新跟两人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白天一起训练学习，晚上就躲在被窝里写笔记，把班里人的性格、教员的喜好都记下来。
入队第二周，队里开第一次 “思想汇报会”。五十多个少年坐在操场上，每人要上台讲五分钟，谈对学习和纪律的认识。前面的人大多说 “要听组织的话”“要好好训练”，说得空泛，教员们也只是点头。
轮到余念新时，他没说太多场面话：“纪律是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学习是知道往哪儿使劲。没纪律，人就散了；没学习，劲就用错地方了。”
台下静了几秒，有人偷偷笑他说得太实在，罗指导员却抬了抬眼：“这小同志说得在理，不喊空话。”
那天晚上，周子文在宿舍里找他，声音压得低：“你今天那几句，罗指导员记在本子上了。这里跟保育院不一样，记上名是好事，可要是说错话，掉名更快。”
“我知道。” 余念新正在整理白天抄的《论持久战》，头也没抬。
“你别学刘秉林，整天就知道说忠诚，脑子不会转。” 周子文还在说，余念新没接话，他知道周子文是想拉他站队，可这种时候，少掺和才是稳妥。
没过几天，罗指导员来队里视察，课后把余念新和另外两个表现好的少年叫到办公室。办公室是间小窑洞，桌上堆着文件，窗外的风刮得纸页响。
“小余，听说你在保育院就爱读报？” 罗指导员先开口，手里翻着余念新的学习笔记。
“是，没事就看看，了解下边区的事。”
“那你说说，现在中央的方针是啥？”
“加强自给自足，多产粮支持前线，把根据地的组织再理顺些。” 余念新答得很稳，这些都是报纸上反复提的。
“怎么理顺组织？” 罗指导员又问。
“把不顶用的人换下来，把会干事的人用起来，再教干部们多听老百姓的话。”
罗指导员盯着他看了几秒：“你年纪小，想得倒清楚。”
“都是从报纸上看的，自己琢磨了点。” 余念新没敢说太多，怕露了破绽。
罗指导员忽然话锋一转：“那你跟我说说，人为啥要服从组织？”
余念新顿了顿，没立刻回答。他知道这话不能随便说，可又不想说套话。沉默了几秒，他才开口：“个人单干没力量，组织能让大家活下去，还能有奔头。可要是组织走了偏，跟着的人也会走歪。”
窑洞静了下来，罗指导员的表情没变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想法，有点意思。以后多观察，少乱讲，先把该学的学好。”
走出办公室，余念新心里有点沉。他知道刚才那句话踩了线 —— 这个年代，没人会轻易说 “组织可能走偏”。可他不是真的十岁孩子，没法像其他人那样只说顺耳的话。只能庆幸罗指导员没深究，不然麻烦就大了。
晚上自习，余念新在笔记本上写：“组织是靠山，也是规矩。得懂规矩，才能在里面待住；得看清路，才不会跟着走歪。” 写完，他把笔记本藏进布袋最底下，这是他的私藏，不能让人看见。
五月中旬，少年队开始组织劳动实践，余念新他们班被派去延安东郊的合作社修堤、种玉米。白天顶着太阳干活，晚上还得写劳动心得。
刘秉林写 “劳动让我明白艰苦奋斗”，周子文写 “要听组织安排，在劳动中锻炼自己”，余念新也跟着写了类似的话，却在私下里跟一起干活的韩志远聊了别的。
韩志远十四岁，是山东来的，父母都在边区医院工作，性子稳，跟余念新很合得来。两人一起挖堤土时，韩志远说：“我毕业后想去部队，扛枪打仗。”
“我想留机关，多看多学。” 余念新说。
“机关有啥好？整天抄文件，没劲儿。”
“能看清人，也能看清事。” 余念新没多说，韩志远却懂了，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劳动结束后，队里传消息，说要选几个人去延安少年宫参加干部预备培训，回来后能进边区的机关或部队当见习生。
这是个好机会，周子文天天往指导员办公室跑，想争取名额。刘秉林也想去，却不知道怎么表现，只能天天在训练时更卖力。
一天晚上，周子文在宿舍里问余念新：“你想不想去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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