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州，墨尔本，
六月初的墨尔本，冬日的寒意已经降临。圣基尔达海滩的海风带着卷起沙滩上的枯草。然而，在距离海滩不远的一片临时搭建的摄影棚里，气氛却热火朝天。
这里正在拍摄一部名为《澳大利亚人》的无声电影。
这不仅是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更是亚瑟亲自审定剧本、并通过联邦艺术基金秘密资助的国家文化工程。
在棚内，镁光灯闪烁，胶片转动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导演查尔斯·泰特正举着喇叭，对着一群穿着十九世纪中期淘金者服装的演员大声咆哮。
“停！停！全都不对！”
“情感！我要的是情感！”泰特指着那个扮演彼得·拉勒的老演员，“你不仅仅是一个挖金子的！你是彼得·拉勒！面对殖民地红衫军的刺刀时，你的眼里不能只有恐惧！你要有愤怒！要有那种‘去他妈的旧世界’的决绝！”
“听着，”泰特抓着演员的肩膀，“你的祖父是在爱尔兰被饿死的，你的父亲是在利物浦的贫民窟里咳死的。你来到这片红土地，是为了自由！为了逃离旧世界的压迫才来到这片红土地的！当你举起手中的铁镐时，你要像举起一把剑！”
坐在监视器后方阴影里的一名中年男子，轻轻点了点头。他叫阿瑟·斯特林，联邦文化部的特别顾问，也是亚瑟安插在剧组的政治指导员。
这部电影的剧本，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一部精心编织的民族史诗。它讲述了一个淘金者家庭三代人的故事：
第一代，爱尔兰流亡者和英国破产工人在金矿坑里结为兄弟。在尤利卡寨栅的硝烟中，他们第一次不再称自己为爱尔兰人或英国人，而是喊出了“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第二代，在内陆的荒原上开垦牧场，他们与干旱、洪水和孤独搏斗，用羊毛和汗水浇灌出了这个国家的财富。
第三代，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穿上了统一的联邦军装，走上了战舰，为了保卫这片由父辈鲜血换来的家园，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这就是我们的《荷马史诗》。”亚瑟在审阅剧本时曾这样评价，“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片场角落里，一位身材高大、蓄着大胡子的演员正在休息。
他扮演的是内德·凯利。在传统的官方叙事中，凯利是个十恶不赦的劫匪。但在这个剧本里，他被塑造成了一个被腐败警察和不公法律逼上梁山的、具有罗宾汉色彩的悲剧英雄。
这是亚瑟为底层的反抗情绪寻找一个宣泄口，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对旧殖民体制的批判，进而衬托出新联邦建立法治与公平的必要性。
“准备！下一场，尤利卡起义，最后冲锋！”泰特大喊。
数百名群众演员举着简陋的火枪和铁镐，在人造的烟雾中冲向摄影机。
斯特林看着这一幕，他知道，当这部电影在悉尼、墨尔本乃至最偏远的内陆矿镇上映时，它所产生的凝聚力，将不亚于一支整编的步兵师。
帝汶海，阿什莫尔礁以北，公海。
当虚构的英雄在银幕上冲锋时，真实的守护者正在深海中执行着更为孤独的任务。
这里是澳大利亚大陆架的边缘，向北就是荷属东印度的领海。这里是两个世界的交汇点，也是未来战争可能爆发的最前线。
联邦海军潜艇虎鲸二号，正处于潜望镜深度。
艇长马库斯·埃文斯少校，正贴在潜望镜的目镜上，观察着海面上那艘巨大的、喷吐着黑烟的货轮。
“确认目标。”埃文斯低声说道，“德国籍商船普鲁士亲王号。吃水很深，甲板上堆满了用帆布遮盖的大型设备箱。看轮廓，很可能是采矿用的重型机械。”
“他们在向古邦方向航行。”大副看着海图，“看来德国人在那边的勘探力度加大了。”
“记录下来。”埃文斯转动潜望镜，扫视了一圈空荡荡的海面，“下潜至六十米。继续执行长城动。”
随着压载水舱注水的轰鸣声，这艘排水量近千吨的钢铁巨兽，缓缓沉入了幽暗的深海。
长城行动，是联邦海军潜艇部队的一次长航时战略威慑巡逻。
这不再是简单的打靶演习。而是真正的实战部署，虎鲸二号和它的姐妹舰虎鲸三号，已经离开奎那那基地整整十天了。它们没有任何补给船，仅仅凭借自身携带的柴油和淡水，在这片热带海域进行了长时间的水下潜伏。
这不仅是对机器的考验，更是对人的极限挑战。
潜艇内部，温度高达四十度，湿度接近饱和。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和汗水的气味。水兵们赤裸着上身，在狭窄的舱室里默默地值更。
但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绘制一张至关重要的地图。
“声纳室报告，正在通过温跃层。”
声纳兵雷恩斯，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仪器。他的任务不是寻找敌人，而是记录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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