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夏日的暑气已经开始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上蒸腾。对于住在科灵伍德区贫民窟的玛莎·奥马利来说，这个夏天似乎比往年更难熬，空气中弥漫着下水道发酵的恶臭和煤烟的尘埃，让人透不过气来。
但今天，玛莎的心里却多了一丝期盼，甚至压过了那恼人的关节炎带来的疼痛。
玛莎今年六十三岁，是个典型的爱尔兰移民遗孀。她的丈夫在十年前死于巴拉瑞特金矿的一次塌方事故，连尸骨都没能挖出来。留给她的，只有一身因为长期在冷水中劳作而落下的肺病，以及这就四面漏风的板房。这十年来，她靠着给富人区洗衣服维持生计，那双手在肥皂水、冷水和漂白粉中浸泡得变了形，关节肿大，皮肤粗糙。
今天，她特意起了个大早，用木梳梳理了花白的头发，换上了一件只有去教堂做弥撒时才舍得穿的黑布长裙，甚至在领口别了一枚早已褪色的铜胸针。她要去邮局。
不仅是她。从清晨开始，科灵伍德邮局门口的那条史密斯大街上，就排起了一条蜿蜒的长龙。队伍里大多是像玛莎这样的老人：佝偻着背的矿工、在战争中缺了腿的老兵，还有那些失去了依靠的孤寡老人。他们手里攥着那张盖着联邦政府钢印的资产测试合格证，像是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今天是《联邦养老金法案》生效后的第一个发放日。
玛莎站在队伍里，心脏怦怦直跳，手心全是汗水。她这一辈子听过太多的许诺。那些穿着体面西装的政客们，在大选前总是站在木箱上说得天花乱坠，许诺面包，许诺牛奶，许诺更好的生活。但等到选举结束，那些许诺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留给穷人的只有更重的税收和更贵的面包。
“真的会给钱吗？”排在她前面的一个老汉回过头来，他缺了一颗门牙，说话有些漏风，眼睛里满是疑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叫哈里森的议员说，这笔钱会把国家拖垮。说这是从我们子孙后代口袋里偷来的钱。”
“那是他们老爷们的事。”玛莎小声说，声音有些颤抖，“工党的人说会给，我就信。他们在广播里发过誓的。”
队伍缓慢地蠕动。太阳越升越高，柏油路面开始发烫。终于，在站了整整三个小时后，轮到了玛莎。
她走到柜台前，双腿已经有些发软。柜台后的职员是个年轻姑娘，穿着整洁的制服，并没有像玛莎担心的那样摆出官僚的冷脸，反而露出了一个职业化的微笑。
“请出示证件。”
玛莎递上了那张合格证。姑娘接过去。
“玛莎·奥马利，资格确认无误。”姑娘的声音清脆，“这是本周的养老金，十先令。请在这里按个手印。”
一张印着袋鼠和鸸鹋图案的十先令纸币，被从窗口推了出来。
玛莎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那钱按在手心里。十先令。对于那些富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顿下午茶的钱。但对于玛莎来说，这相当于她五天的收入。
她不用再去教会慈善机构排队乞求燕麦粥。这是国家给她的，是法律规定的，是她应得的。
“谢谢……谢谢……”玛莎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她转过身，模糊的视线中，看到邮局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新的画像。那是年轻的亚瑟王子的肖像，他穿着军装，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
在这一刻，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联邦，在这个爱尔兰老妇人的心里，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温暖的形状。
就在邮局门外的广场上，工党领袖比利·休斯正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箱上发表演讲。他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无限的能量。
“兄弟们！姐妹们！”休斯挥舞着拳头，依旧是那副激昂的姿态，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飞舞，“看看你们手中的钱！这不是施舍！这是回报！这是国家对你们一生辛劳的回报！是我们工党从那些资本家和地主的牙缝里抠出来的！”
“有人说我们要把国家搞破产！有人说我们要把钱拿去造军舰！我说，去他妈的！我们要造军舰，是为了保护这十先令不被抢走！只要工党还在政府里一天，这笔钱就永远不会断！”
台下的欢呼声震耳欲聋，那是发自肺腑的呐喊。休斯看着那些感激涕零的老人，心中那点因为妥协支持国防预算而产生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他明白，亚瑟是对的。面包和刺刀，确实是维护政权最稳固的两条腿。
与此同时，在数千公里外的西澳大利亚，另一种液体的流动，正在为这个国家注入另一种力量。
奎那那，这个曾经除了毒蛇和红土一无所有的荒芜沙滩，一直实行着二十四小时三班倒的工作制。夜里，巨大的电弧灯将工地照得如同白昼，蒸汽打桩机的轰鸣声甚至压过了印度洋的海浪声。
如今，一条长长的防波堤已经延伸到了深海，阻挡着印度洋的波涛。岸边的红土地上，排列着十几个巨大的白色储油罐。空气中弥漫着原油特有的刺鼻气味和海风的咸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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