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敲门声：二十年前的“子弹壳”与如今的“保温杯”
凌峰的出租屋门铃坏了三年，敲门声总带着突兀的莽撞。那天下午三点，他正蹲在阳台给小葱浇水，指腹刚触到带着潮气的泥土，楼下传来熟悉的喊声——不是菜市场李大姐的清亮，不是对门王阿姨的温和，而是像生锈的铁门突然被推开，带着金属摩擦的冷硬：
“凌峰！六楼的凌峰！出来！”
凌峰手里的水壶“哐当”掉在地上，水在瓷砖上漫开，像一滩突然晕开的血迹。这个声音，他听了二十年——从警校的训练场到刑侦支队的审讯室，从抓捕现场的对讲机到庆功宴上碰杯的酒盅。
他抓起毛巾擦了擦手，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走到门口时，敲门声停了，门外传来打火机“咔嚓”的声响，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混着楼下飘来的油烟味，竟有种荒诞的熟悉。凌峰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门——
门口站着的人穿着件熨烫平整的警服，肩章在楼道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他比二十年前胖了些，鬓角有了白发，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却依旧锐利，像两把藏在鞘里的匕首。左手拎着个黑色公文包，右手夹着支烟，烟灰摇摇欲坠，落在凌峰褪色的地垫上。
“赵鹏。”凌峰说。声音比他想象中平静，像在说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赵鹏把烟蒂摁灭在楼道的消防栓箱上，留下个焦黑的印子。他没看凌峰，目光扫过屋内：掉漆的木门，晾在阳台的蓝白格子衬衫，茶几上没喝完的半杯凉白开，还有墙角那盆叶子蔫蔫的小葱。最后，他的视线落在凌峰左手无名指上——那道月牙形的旧伤，此刻正随着凌峰的呼吸微微颤动。
“二十年了，你还留着这道疤。”赵鹏笑了，嘴角勾起的弧度和当年在警校揍凌峰时一模一样，“我还以为你早把它磨平了。”
凌峰侧身让他进来。赵鹏走进屋，公文包“咚”地砸在茶几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一颗未引爆的炸弹。他拉开椅子坐下，警服的袖口露出块价值不菲的手表，表盘在窗外漏进来的阳光里闪了闪——这闪让凌峰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雨夜，他们蹲守在桥洞下，赵鹏的手电筒光扫过嫌疑人的脸，也是这样一闪，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
“喝水？”凌峰问，去厨房拿杯子。橱柜里只有两个杯子，一个是超市九块九买的马克杯，印着“平安是福”，另一个是母亲去年寄来的保温杯，上面刻着“健康长寿”。他犹豫了一下，拿起马克杯，倒了杯凉白开。
赵鹏接过杯子，没喝，手指在杯壁上摩挲着“平安是福”四个字，突然嗤笑一声：“凌峰，你现在就信这个？”
“不然信什么？”凌峰靠在门框上，看着茶几上的公文包——那包和当年他们一起去云南抓毒贩时，赵鹏背的黑色战术包一模一样，只是现在装的不是手铐和子弹，是文件和保温杯。
赵鹏没回答，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沓厚厚的卷宗，“啪”地摔在茶几上。卷宗封面印着“绝密”二字，边角已经磨损，像被人反复翻动过。封面上的案号凌峰一眼就认出来了——“2018·11·23连环杀人案”，当年他亲手移交的最后一个案子，也是让他脱下警服的“导火索”。
“死者第七个。”赵鹏的声音突然沉了下去，像坠入冰窖，“昨天在城郊废弃工厂发现的，死法和前六个一样——左手无名指被切掉，嘴里塞着颗带泥的土豆。”
凌峰的瞳孔猛地收缩。左手无名指，带泥的土豆——这两个细节，像两把生锈的锥子，狠狠扎进他的太阳穴。他想起六年前那个暴雨夜，第一个受害者被发现时，也是这样：左手无名指不翼而飞，嘴里含着颗沾着湿土的土豆，土豆皮上还留着新鲜的齿痕。
“凶手模仿的是‘土拨鼠’。”赵鹏的手指重重敲在卷宗上，“当年你说‘土拨鼠已经死了’，现在看来，你错了。”
凌峰的后背突然沁出冷汗。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李大姐推着空了的土豆车往回走，蓝布围裙在风里晃；陈阿姨的煎饼摊前排起了队，油烟在阳光下凝成白色的雾；开网约车的大叔靠在车门上啃馒头，嘴角沾着点咸菜绿。这些鲜活的人间烟火，此刻在他眼里却变成了模糊的色块，像案发现场被血污染的证据照片。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他说，声音有点发颤。
赵鹏站起身，走到凌峰身后，警服上的铜扣蹭过凌峰的衬衫，带来一阵冰凉的触感。“你以为脱下警服，就能把过去擦掉？”他的呼吸喷在凌峰的后颈上，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凌峰，你左手无名指的疤，是当年抓‘土拨鼠’时被他的刀划的；你现在住的出租屋，楼下就是当年发现第三个受害者的菜市场；你每天买土豆的李大姐，她丈夫当年是‘土拨鼠’案的目击证人——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巧合？”
凌峰猛地转过身，撞翻了身后的椅子。椅子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像在切割空气。他死死盯着赵鹏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了当年的兄弟情谊，只有冰冷的质问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赵鹏，你到底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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