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的暴雨天，陈武桢在传达室屋檐下躲雨。雨水顺着铁皮棚顶流淌，在水泥地上汇成细小的溪流。他突然看见水里漂着片纸屑——像是从某封信上撕下来的边角，还带着淡淡的蓝墨水痕迹。
他蹲下去捞，纸屑却在指尖触到的瞬间化成了泥浆。
雨停时，陈武桢把攒了半个月的特快专递邮票撕成碎片，撒进垃圾桶。那些印着火箭图案的小纸片，原本是准备等柳晴雯回信后立刻寄出新信的。
当晚宿舍熄灯后，他摸出枕头下那封没寄出的信。月光透过窗栏，照在开头被反复修改的称呼上：
最初写的是晴雯：
后来改成柳晴雯同学：
最后变成展信佳三个冷冰冰的字
信纸背面，是他无意识画下的无数个收件人地址，每一个都精确到顺城县综合高中高三五班。
（而此刻在几十公里外，柳晴雯的抽屉里也躺着同样一叠未寄出的信，最上面那封的邮编号码少写了一位数——这个错误会让信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开学后的第四个周末，陈武桢大休回家，班车在村东路口停了下来，陈武桢下车后没有立刻朝家的方向走，反而又专门穿过马路，走到路东的白杨树下逗留了一会。这次他不是为了等车，而是在白杨树最隐蔽的树皮上，刻下两个小小的字母：L.Q.
刻完最后一笔时，远处传来班车的鸣笛声。他没有抬头，只是轻轻拍了拍粗糙的树皮，转身走向村庄的方向。或许，当人心情很糟的时候，回家，回到最熟悉的地方，才能让心情得到更好的缓解。
（树皮的裂痕间，隐约可见更久远的一行字：C.W.?L.Q. 2003，只是年深日久，已经快要看不清了。）
……
转眼间就到了高三上学期的秋末，风里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陈武桢裹紧校服，踩着满地枯黄的梧桐叶，往宿舍楼东侧的小胡同走去。这条窄巷里开着两家小卖铺，路北那家是年轻夫妻经营的，玻璃柜台擦得锃亮，却曾经找给陈武桢一张50元的假币——害的陈武桢那一个月的每一天都没吃饱饭。
路南那家小卖铺要简陋得多，木头货架上落着薄灰，门框上挂着的风铃是用啤酒瓶盖串成的。这是门卫老张和老伴开的，陈武桢总爱来这里。老张会在他买方便面时多塞一包榨菜，老伴会在冬天往他热水瓶里灌自家熬的姜糖水。最难得的是，他们从不用那种打量乡下人的眼神看他。
那天傍晚，陈武桢照例先去老张的店里买了瓶墨水。推门时风铃叮当作响，却没看见熟悉的身影。老张去校门口了，老伴从里屋探出头，最近总有些醉醺醺的社会青年混进来。
陈武桢点点头，攥着墨水往传达室走。他盘算着再碰碰运气——虽然柳晴雯已经三个月没来信了，但万一呢？
离传达室还有二十米时，陈武桢听见尖锐的争吵声。紧接着是的闷响，像装满粮食的麻袋砸在地上。
他跑过去时，人群已经围成了密不透风的墙。透过缝隙，他看见老张仰面倒在传达室门口，灰蓝色的制服前襟浸透了一片暗红。那个常来送信的邮递员正跪在地上，徒劳地按压老张的胸口，满手都是血。
让开！救护车来了！有人高喊。
穿白大褂的医生只蹲下检查了十秒钟，就摇头站了起来。陈武桢听见他说：心脏贯通伤，没救了。
秋风卷着落叶擦过陈武桢的球鞋，他忽然想起去年冬天，老张在雪地里帮他修自行车链子时说的话：你们这些娃娃啊，得好好学习，混好了开着小汽车记得回母校看看，或许我退休了，但还会在这门口晒太阳的。
那醉鬼要进校园找人，老张拦着不让...陈武桢从路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真相。行凶者是附近建筑学院的大三学生，此刻正被警察按在警车前盖上，后腰别着的蝴蝶刀闪着冷光。
陈武桢的视线模糊了。他想起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会不会在哪天爆发，像田祥龙的父亲那样英年早逝；想起柳晴雯信里写过的你要注意身体，想起老家那些四十出头就肝癌去世的乡亲。生命原来这么脆弱，像深秋挂在枝头的最后一片叶子，风一吹就没了。
夜色彻底笼罩校园时，陈武桢坐在空荡荡的篮球场边。远处，老张的老伴被亲戚搀扶着上了面包车，怀里还抱着那串没来得及挂回门上的啤酒瓶盖风铃。
他突然觉得，或许柳晴雯的断联是种幸运。如果自己注定要被乙肝病毒纠缠一生，又何必拖累她？那些未寄出的信里写的等你考上大学，可能永远只是镜花水月。
要是她能遇见更好的人...陈武桢对着夜空呵出一口白气。这念头像把钝刀，割得他生疼，却又奇异地带来一丝解脱。
但当陈武桢走回宿舍，看见枕边那摞用橡皮筋捆好的信时，心脏又绞痛起来。最上面那封的邮戳是2004年6月3日，柳晴雯在信里画了只抱着松果的松鼠，旁边写着：校门口槐树下发现的小家伙，像不像你熬夜复习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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