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的冬天，关东的雪下得比往年都早。爹用洋镐在冻得硬邦邦的黑土地上刨了三天，才挖出能容下半间屋的地窖，又和娘一起扛来青石板铺在窖底，说是能隔潮气，好存过冬的苞米饼子、干白菜和土豆。那时候我才六岁，裹着娘改了三回的旧棉袄，蹲在窖口看爹干活，哈出的白气一飘到空中就散了，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得生疼。
我们家是头一年闯关东来的。爷爷说关内闹饥荒，地里长不出粮食，再待着就得饿死，揣着最后半袋小米，领着爹、娘和我，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这片叫 “乱葬岗子” 的地方 —— 不是真的乱葬岗，是早先来的人随口叫的，说这地方早年没人管，冻死饿死的闯关东人，就随便找个坑埋了，土浅，开春化雪的时候，偶尔能看见露出来的骨头。爷爷不信邪，说 “人勤地不懒”，找了块相对平整的地，砍了山上的柞木，搭了间半地下的地窨子，又挖了地窖，才算有了个家。
头一回发现干粮少了，是腊月初八。娘早上起来去地窖取苞米饼子，回来的时候脸煞白，手里攥着个空陶盆，跟爷爷和爹说：“饼子少了俩，我昨儿个明明数着还有二十三个，今早就剩二十一了。”
爹以为是娘记错了，挠挠头说：“许是你昨儿个累糊涂了，地窖黑，数错了也正常。”
娘急了，声音都颤：“我数了三遍！用灶台上的柴火棍摆着数的，怎么会错？再说那陶盆旁边，还有个黑糊糊的印子，像…… 像小手印。”
爷爷当时正坐在炕沿上抽旱烟，烟杆停在嘴边，眼睛眯了眯：“啥样的手印？”
“小，比我巴掌还小，沾着泥，印在装干菜的布袋子上。” 娘说着，拉起我的手比了比，“也就这么大。”
我吓得往娘身后躲。爷爷把烟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站起身：“去看看。”
地窖在屋角，掀开盖在窖口的厚木板，一股混着干菜和泥土的凉气就冒了出来。爹举着松明火把，火光晃悠悠的，照亮了窖里的景象：左边摆着两袋苞米，右边挂着一串串干白菜和干辣椒，中间的石板上，放着装饼子的陶盆和装干菜的布袋子。娘指着布袋子上的印子，火把光凑过去，能清楚看见五个小小的指印，边缘沾着湿泥，像是刚按上去没多久，印子还透着点潮气。
“是黄鼠狼吧？” 爹皱着眉，用脚踢了踢地窖的墙角，“这玩意儿精着呢，专偷粮食。”
爷爷没说话，蹲下身摸了摸那个手印，手指蹭了点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往窖底的青石板上敲了敲，石板发出闷闷的 “咚咚” 声。“不像是黄鼠狼，” 他站起身，声音沉了点，“黄鼠狼的爪子印不是这样的，再说这泥，是地下的黑泥，不是外头的雪泥。”
那天晚上，爹在窖口加了道木闩，又在窖里放了个铁夹子，说是要是黄鼠狼再来，准能夹住。可第二天早上，娘去取干粮的时候，铁夹子好好的，没动过，陶盆里的苞米饼子又少了一个，这次的手印，出现在了陶盆的边上，比上次的还清楚，指缝里似乎还嵌着点碎土。
爷爷这才说起，他刚来的时候，听隔壁屯子的王大娘说过，这片黑土地邪性，早年有户人家挖地窖，挖着挖着就挖出了一堆小孩的骨头，后来那家人没过多久就搬走了，说晚上总能听见地窖里有小孩哭。当时爷爷没当回事，觉得是老辈人编出来吓人的，可现在，他看着那手印，没再说话，只是抽旱烟的频率变高了，烟杆上的火星子在昏暗的地窨子里一明一暗，像个不安的眼睛。
接下来的日子，干粮丢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是一个苞米饼子，有时候是半袋干土豆，甚至有一次，娘刚晒好的干辣椒，也少了一串。每次丢东西，都能看见那个小小的泥手印，有时候在布袋子上，有时候在石板上，甚至有一次，印在了窖口的木板内侧，像是那东西从地窖里爬上来过，又缩了回去。
我们开始想各种办法防范。爹把木闩换成了铁的，又在窖口周围撒了草木灰，说是能看见脚印；娘找了块红布，缝了个小布袋，里面装了朱砂和糯米，挂在窖口，说是听关内的老人说，这东西能镇邪；爷爷则每天晚上都坐在窖口旁边的炕沿上，抽着旱烟守着，直到后半夜才睡。
可这些都没用。草木灰上没留下任何脚印，红布袋子也好好的，爷爷守了几晚，也没听见任何动静，可干粮还是照样丢，手印还是照样出现。有一次，爷爷早上起来去看地窖，发现铁闩竟然被打开了一道缝，不是被撬开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开的，而石板上，并排印着三个小手印，像是有三个小东西，一起在那儿待过。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娘晚上总是睡不着，坐在炕边缝衣服，针脚歪歪扭扭的，有时候缝着缝着就发呆，眼睛盯着窖口的方向；爹话变少了，每天出去劈柴的时候，都要往山上看几眼，像是在找什么，回来的时候，斧头柄上都被他攥得全是汗；爷爷更是沉默，有时候坐在那儿抽旱烟，能抽一下午，烟锅里的烟丝烧完了，也不知道换，直到烟杆烫了手才反应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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