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北京
第一次见到亨特，林晓云正在做实验。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阳光透过化学馆的老式窗户，在实验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正在滴定一组电解质溶液，全神贯注，没注意到身后有人。
“电导率多少？”
纯正的中文，略带美国口音。她吓了一跳，手一抖，差点把滴定管打翻。
转头，一个灰眼睛的外国人站在身后，穿着不伦不类的蓝色工装，戴着防护眼镜。
“你是谁？怎么进来的？”
“罗伯特·亨特，加州理工访问学者。”他伸出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抱歉吓到你。”
林晓云没握手。她皱眉：“实验室重地，外人不能随便进。”
“我不是外人，我是合作项目的。”亨特从口袋掏出门禁卡，“你看，有卡的。”
确实有卡。林晓云想起系里确实有个中美合作项目，但没想到对方来得这么快。
“你的电导率多少？”亨特又问，凑近看滴定管，“这个配方，如果我是你，会用锂盐代替钠盐，电导率能提高15%。”
林晓云愣住了。她算过，理论上确实可以，但锂盐太贵，不经济。
“成本呢？”她反问。
“成本可以优化。”亨特说，“锂资源虽然贵，但能量密度高，长期看摊薄成本更低。关键是......”他顿了顿，“你们中国人太看重眼前成本，不看长期收益。”
这话有点刺耳。林晓云不客气地回敬：“你们美国人太看重长期收益，不看眼前现实。锂资源你们控制着，想提价就提价，我们凭什么给你们做嫁衣？”
亨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是我见过最敢说的中国女科学家。”他说，“有意思。”
“你是我见过最没礼貌的美国男科学家。”林晓云说，“更有意思。”
两人对视，然后都笑了。
那是1989年4月。距离柏林墙倒塌还有半年，距离苏联解体还有两年，距离世界格局剧变，还有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
那段时间，他们经常一起做实验，一起讨论学术，一起争论技术路线。亨特数学好，晓云化学强；亨特习惯宏观思考，晓云擅长微观优化。他们互补，也互怼。
“你这就是刻舟求剑！”晓云有一次急了，用中文成语骂他。
亨特听不懂，但也不恼，让她解释。听完后，他认真地说：“有道理。但我还是认为，技术应该有全球标准，不能每个国家各搞一套。”
“全球标准？”晓云冷笑，“谁的全球？你们的全球吧。”
“不是‘我们’，是‘我们’。”亨特强调，“包括你，包括中国科学家。”
晓云沉默。她知道亨特是真心的，至少此刻是真心的。但她也知道，真心改变不了现实。
那年夏天，他们一起去颐和园。亨特第一次坐船，差点掉水里；第一次吃烤鸭，被甜面酱糊了一脸；第一次听她说起家乡，那个江南小城，桥多水多。
“我想去看。”亨特说。
“等你退休了再来。”晓云笑，“现在你是专家，去了会被围观。”
“退休太远。”亨特认真地看着她，“也许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去。你带我游遍中国，我带你去加州看太平洋。”
晓云没接话。她知道不可能，但那一刻，她愿意假装相信可能。
秋天，局势变了。国际合作项目暂停，外国专家陆续撤离。亨特也要走了。
临走前一天，他找到晓云。
“跟我去美国。”他说，“我帮你申请博士后，你可以继续研究。”
晓云摇头：“我的研究在这里。”
“这里的条件......”
“会好的。”她打断他，“我们只是需要时间。”
亨特沉默。他知道她是对的，但他也知道，时间是最奢侈的东西。
“我会回来。”他说，“等我，好吗？”
晓云看着他的灰眼睛，里面有真诚，有无奈，也有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后来她才明白，那叫宿命。
“好。”她轻声说，“我等你。”
1989年11月，亨特离开中国。1990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变了。
亨特没有回来。他继承家业，开始组建普罗米修斯。偶尔来信，信里越来越少谈感情，越来越多谈技术、谈战略、谈“全球能源格局”。
晓云的回信越来越短，最后只剩一张明信片，背面写着：“各自珍重。”
1992年，晓云确诊。她没有告诉亨特。
1993年3月7日，最后一次联系。亨特来信说要来中国参加一个会议，可以见面。晓云回信说好。
但亨特没来。会议取消了，他的航班也取消了。有人告诉他，去中国会影响家族生意。
1993年9月17日，林晓云去世。临终前，她对陈志远说：“志远哥，亨特变了。他不再相信技术共享，他想控制。如果他做了什么坏事，替我拦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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