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副院长郑涛，是医疗系统内有名的“技术派”，也是此前风波中典型的“摇摆者”。他业务能力过硬，是肝胆外科的一把刀，在管理上向来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贾为民、刘振涛等人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察觉，却选择了沉默和有限的配合。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技术干部，搞好业务、带好团队就行了，行政的浑水，蹚不起。
疫苗案发，贾、刘倒台，系统内风声鹤唳。郑涛一度非常恐慌，生怕自己那点“有限配合”被翻出来，毁了半世清名和热爱的手术台。那段时间，他失眠、焦虑，看到纪委的人就心跳加速，工作上更是束手束脚，生怕行差踏错。
李双林的电视讲话、后续的雷霆行动、尤其是“阳光采购平台”的硬性推行，让郑涛的心情更加复杂。一方面，他看到了新班子刮骨疗毒的决心，这让他感到一丝希望；另一方面，这种颠覆性的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又让他这种习惯于旧有秩序的人感到不安和无所适从。
他观望，他犹豫。院里的工作会议上，他发言谨慎，绝不多说一句；对新平台的使用，他让科室按照要求做，自己却很少亲自过问细节；他甚至私下打听过，是否有可能提前退休或者调去市里其他医院。
转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傍晚。
郑涛值完班，身心俱疲地走出外科大楼。路过门诊药房时，他习惯性地看了一眼——以往这个时候，药房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空气中弥漫着焦躁的气息，常有病人或家属因为药价、缺药等问题和药剂师争执。但今天，窗口前虽然也有人，队伍却井然有序，以前常见的争执声几乎听不见了。他注意到，好几个病人手里都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单子，安静地排队，偶尔低声交流，内容似乎是“这个药平台价比以前便宜了五块”、“是啊，都查得到”……
鬼使神差地，郑涛没有直接离开，而是拐进了门诊大厅一侧新设立的“阳光医药采购平台查询机”区域。这里摆放着几台触摸屏电脑，旁边还有志愿者引导。此刻，正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在志愿者帮助下，笨拙却认真地点击屏幕，查看某种降压药的价格和采购来源。
郑涛戴上口罩，装作路人，站在不远处看着。老大爷看清屏幕上的信息后，低声对志愿者说：“姑娘，这东西好，明白！咱老百姓不怕花钱，就怕花糊涂钱，吃糊涂药！”志愿者笑着点头。
那一刻，郑涛心里某根绷紧的弦，似乎被轻轻拨动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行医几十年，听过太多病人对“药价高”、“看病贵”的抱怨，也开过太多因为考虑患者经济负担而不得不妥协的处方。作为一名医生，他最大的成就感和挫败感，其实都与此相关。技术可以拯救生命，但高昂的费用和可疑的药品，却可能让这种拯救大打折扣，甚至让家庭陷入困境。
“阳光平台”……它真的能改变这些吗？
第二天，郑涛主动找到了医院新任的、临时主持工作的书记——一位从市卫健委下来的、作风硬朗的女干部。他没有谈自己的忐忑，而是以副院长的身份，正式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阳光采购平台数据优化临床用药、降低患者负担的初步建议》。
建议书里，他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分析了平台上线初期部分药品的采购数据，指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用药习惯（比如过度使用某些高价抗生素），并提出了基于平台公开价格信息、建立院内“合理用药监测与提示系统”的构想。
“郑院长，你这个建议提得很好，很及时，也很有操作性！”女书记看了之后，眼睛一亮，“我们正需要你们这些临床专家，从专业角度把平台用好、用活，让它真正惠及患者！你这不仅是技术建议，更是管理思路的转变啊！”
郑涛有些赧然：“书记过奖了，我就是……觉得这东西既然搞了，就得让它发挥最大作用。我们医生，最知道病人需要什么。”
他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并在院内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更让郑涛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县长李双林在卫健局召开的一个小范围座谈会上，竟然点名提到了他这个建议。
“县医院的郑涛副院长，提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李双林当时这样说，“阳光平台不只是采购工具，更应该是我们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促进合理用药、最终降低老百姓看病负担的‘数据大脑’。我们要鼓励更多像郑院长这样的技术骨干、管理干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思考，从‘要我用’变成‘我要用’，一起把这个新工具打磨好，把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提上去！”
话是通过会议纪要传达到郑涛这里的。没有当面表扬，那种被看见、被认可、并且被纳入更高层面战略思考的感觉，让郑涛沉寂已久的事业心，悄然复苏。
他忽然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县长，要的不仅仅是清洗一批腐败分子，更是在试图重建一套更干净、更高效、也更符合医学伦理和百姓利益的系统运行规则。而自己这样的“技术派”，在这套新规则下，似乎可以摆脱以往那种在技术与人情、原则与潜规则之间挣扎的困境，更纯粹地发挥专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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