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十三年·七月
皇帝病情加重、太子实际总揽朝政的消息，就像一滴滚油落入了看似平静的朝堂之水，瞬间激起了无数涟漪与暗涌。
尽管有吴王朱栋的强力镇场和周济民等太医的尽力遮掩，但乾清宫日渐稀少的召见、太子批红的奏章比例急剧上升、以及某些消息灵通的官员窥探到的宫廷内部紧张气氛，都让嗅觉敏锐的朝臣们意识到：天，恐怕真的要变了。
七月初十的常朝，气氛尤为微妙。
奉天殿内，龙椅依旧空悬。
太子朱雄英端坐于御阶左下首的监国位，身着杏黄色团龙袍服，面容沉静，只是眼底带着些难以掩饰的倦色——连续多日处理骤然增多的政务，还要时时牵挂父皇病情，即便有王叔辅佐，这压力也非比寻常。
吴王朱栋则依旧坐在右下首，一手支颐，看似随意，但那双扫视群臣的眼睛，却锐利如鹰，仿佛能穿透任何心怀叵测的伪装。
朝议进行到一半，礼部右侍郎出列，手持笏板，躬身道：“启禀太子殿下，臣闻陛下圣体违和，已数月未临朝听政。臣等忧心如焚。然国不可一日无君临朝，政不可一日无乾纲独断。殿下虽贤，终究是储君，只有口谕。为安天下臣民之心，正朝纲礼法，臣斗胆恳请——是否应请陛下明发诏谕，正式公告天下，由太子殿下‘监国理政’，如此，名正言顺，政令畅通，亦免外间无端揣测，动摇国本。”
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完全是从“稳定大局”出发。但殿中不少老狐狸都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在试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逼迫”朝廷将皇帝病重的状况半公开化，并正式确认太子的“监国”身份，而非目前的“协助处理”。一旦“监国”诏书下达，太子权责将空前加重，但同时，所有的压力、质疑和审视，也将正式落在这位年轻储君的肩头。更微妙的是，此议由礼部官员提出，符合程序，让人难以直接驳回。
朱雄英心头微微一紧。他看向王叔，朱栋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自行应对。这是考验，也是立威的机会。
朱雄英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声音清朗而沉稳，在寂静的大殿中回响：“李侍郎忠心体国，所虑深远，孤心甚慰。陛下确因圣体需要静养，暂不能亲理万机。然陛下神明在御，于宫中仍时常垂询要务，指点方略。太子监国，乃非常之时的权宜之计，亦是陛下对孤的信重与期许。至于是否需明发诏谕……”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百官，语气转为坚定：“陛下早有口谕，令孤‘尽心辅佐，处置常务’。此即为法理依据。眼下陛下静养为第一要务，孤与诸臣工当恪尽职守，安定朝局，使陛下无后顾之忧，方为至孝至忠。若急于求取一纸明文，反有扰圣安，非人臣所应为。李侍郎以为如何？”
他既没有否认皇帝病重需要静养的事实（这已半公开），又巧妙地抬出了“孝道”作为挡箭牌，将是否下诏的问题暂时搁置，同时暗示群臣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各司其职、保持稳定，而非纠结于名分形式。这番应对，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既展现了担当，又维护了父亲的尊严，更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
那位李侍郎张了张嘴，一时竟找不到更合适的话来反驳，只得躬身道：“殿下思虑周全，老臣……受教。”默默退了回去。
朱栋的嘴角勾起一丝满意的弧度。小子，有点样子了。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户部一位郎中出列，奏报今年夏税征收情况，其中特意提到：“……然市舶司南洋贸易课税，虽有增长，然投入海军及南洋都督府建设之费用剧增，加之各藩承诺之联合水师分摊款项迟迟未能足额到位，此部分收支，赤字扩大。长此以往，恐拖累国库，影响北疆防务及内陆水利等要项支出。”
这显然是在委婉地质疑当前大力投入海军和南洋拓展的国策，尤其是在皇帝病重、未来政策可能生变的敏感时期。一些本就对开海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官员，眼神开始闪烁。
这次，不等朱雄英开口，朱栋懒洋洋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位郎中，账算得挺细啊。不过，你只算了眼前投入的银子，怎么不算算将来能赚回来的银子？不算算没了强大水师，南洋商路被红毛夷掐断，市舶司一文钱都收不到的时候？不算算等西洋人把战舰开到咱们东南沿海，咱们要花多少军费去堵窟窿？”
他坐直身体，目光如电看向那位郎中，也扫向所有心存疑虑的人：“海军和南洋事务，是陛下钦定、太上皇亲自督办的国家大计！投入是大，但这是为子孙后代挣下一片永不沉没的‘海上疆土’！目光放长远点！至于各藩分摊款项不到位……”
他冷笑一声，“那是因为章程刚定，他们还在观望，也在看咱们大明的决心和执行力！只要我们自己把舰队建起来，把规矩立起来，把贸易红利实实在在摆出来，他们自然会乖乖把钱和船送上门！这道理，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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