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听此言，燕长倾凝视朱元璋，眼中掠过一丝讶异。
这是对科举内容不满，欲将考试科目也一并革新？
须知明初洪武年间的科举，与后世僵化的八股取士大相径庭。
如洪武三年至六年间，朱元璋推行的科举乡试，以《四书》《五经》及策问为主。
重在考校文思，既测考生对经典的熟稔与领悟，又验其诏、判、表、诰等文体的运用之妙。
更会选取时政要务四五条，令考生引经据典阐发己见。
此时科举尚无严格的八股格式，骈散皆可，挥洒自如。
且试题多切实际，如以时政为题，要求援引经义评议便可见一斑。
真正使科举沦为死板八股的，实为明朝中叶之事。
在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推动八股文形成固定格式，注重格律与写作步骤。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科举考试正式采用八股文体，要求严格遵循格式，限定字数，不得偏离经典注释，禁止自由发挥。
此后，科举文章必须包含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每段字数亦有严格规定。文章不仅格式僵化，还需模仿圣人孔子、孟子及贤人程颐、朱熹的语气写作，导致内容晦涩难懂。
相较于诗、赋、策、论的文采飞扬与气势酣畅，八股文显得枯燥乏味，甚至有些语句难以理解。明朝推崇求实尚正，只允许考生撰写刻板平实的文章，禁用华丽辞藻，仅能引用经典，不得涉及其他书籍或越界内容。
经典引用也有严格限制，例如《论语》中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若考题为杀鸡为黍而食之，提及止子路宿即为犯上，涉及见其二子焉则为犯下，均不被允许。
明中后期的八股文冗长空洞，与政治才能毫无关联。明初洪武年间的科举尚未采用八股取士，因此燕长倾仅改革考试流程，未调整考试内容。多数人误将八股取士归咎于朱元璋，实则他需要实干官员，而非空谈之士，故自洪武六年至十三年暂停科举。
沉思片刻后，燕长倾向朱元璋提议：关键在于上行下效。可在科举中引入百分制：省试中，《四书》《五经》占50%，《策问》占30%，《民生诸事》占20%。《策问》考察过去三年的国家大事，《民生诸事》涉及农桑种植、牲畜养殖及灾害防治等。
“朝廷应提前公布《四书》《五经》《策问》《民生诸事》在科举中的分值比例，使天下考生周知。”
“如此，若考生欲在科举中取得佳绩，中举乃至进士及第，”
“则除熟读《四书》《五经》外，必须研习《策问》与《民生诸事》。”
“仅凭《四书》《五经》，断难通过科举，更遑论金榜题名。”
正如燕长倾前世中考将体育纳入总分后，
许多“抱病”的体育教师纷纷痊愈，即便抱恙也坚持授课。
曾被随意占用的体育课，再无教师敢轻易侵占。
部分中学更明令禁止占用体育课，转而占用音乐、美术或计算机课程。
自此，体育教师重获尊严，面对同僚时底气十足。
而音乐、美术、计算机教师仍处境如旧。
此乃上级强调“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后，各校的应对之策。
同理，若朱元璋或朝廷明确昭示科举重视《策问》与《民生诸事》，
天下士子为求功名，自会主动研习相关内容。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
“朝廷需何种人才，便提高对应科目的分值。”
“欲得通晓圣贤之道者，则加重《四书》《五经》分值；”
“欲得善策论、有政见者，则提高《策问》分值；”
“欲得务实干才，则增加《民生诸事》分值。”
“每次科考分值调整，须提前诏告天下。”
“此乃朝廷择才导向，天下士子自当顺应！”
“唯有朝廷明确调整各科占分比例，天下士子方能知晓朝廷真正需要何种人才，明白自身不足之处。”
“如此，他们才会主动弥补短板，潜心研习《策问》与《民生诸事》，将自己塑造成朝廷所需之才。”
“朝廷取士的标准必须清晰，而非让士子们凭空揣测。”
“但凡需猜测之事，必有谬误之险！”
“譬如陛下立国之初，曾予天下士子三年备考之期。”
“然而，陛下可曾明言，所求之才须通晓《民生诸事》，脚踏实地，且对国家大政有独到见解？”
“未曾！”
“陛下未明示科举选才之要，士子又如何知晓《策问》与《民生诸事》乃当务之急？”
“故那三年光阴，士子们尽付《四书》《五经》之中。”
“再者，陛下于科考中可曾出过《民生诸事》相关试题？”
“亦无！”
“既与科考无关，士子自不会费心涉猎。”
“最终陛下所得之才，仅长于《四书》《五经》，却疏于《策问》之辩与《民生诸事》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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