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二字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并未随着法庭侧门的关闭而消散，反而如同瘟疫般在北林市迅速蔓延、发酵。报纸头版用最大号的黑色字体宣告着这一结果，电视新闻滚动播放着庭审画面和街头采访，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议论着这“罪有应得”的结局。舆论的浪潮，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着法院的判决，仿佛一颗巨大的毒瘤被成功切除，人人拍手称快。
然而，在这片喧嚣的声浪之下，几股暗流正在悄然涌动。
宣判当晚，赵红梅那间租来的小屋，几乎被绝望的冰冷空气冻结。她没有开灯，蜷缩在沙发里，窗外城市的霓虹透过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在她脸上投下变幻不定、却照不亮丝毫生气的光斑。眼泪早已流干，喉咙里堵着硬块，连呼吸都带着撕扯般的疼痛。
死刑。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在她脑海中反复灼烫。她无法想象，那个曾经鲜活、霸道、甚至带着几分笨拙的温柔的男人，最终会走向刑场，化为一具冰冷的尸体。不，她绝不能接受！
一种近乎偏执的念头，如同在绝望废墟中顽强钻出的毒草，迅速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神——上诉！必须上诉！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哪怕倾家荡产，哪怕被千夫所指，她也绝不能就这样放弃！
她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到电话旁，颤抖着拨通了罗秉义律师的号码。电话接通的瞬间，她语无伦次，带着哭腔和不顾一切的决绝：“罗律师！上诉！我们上诉！求求你，帮帮他！多少钱我都愿意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就这么死了啊！”
电话那头的罗秉义，沉默了片刻。他能清晰地听到赵红梅声音里那种濒临崩溃的绝望和孤注一掷的疯狂。作为一名资深律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如此铁证如山、民怨沸腾的案件中，上诉改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由死刑改判。这几乎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抗争。
“赵女士，”罗秉义的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但依旧保持着专业性的冷静，“你先冷静一点。上诉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我们当然可以提起。但是，我希望你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也是在法律框架内，考虑到其罪行的极端严重性……上诉的结果，很可能……”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
“我知道！我知道希望渺茫！”赵红梅打断他，声音尖利，“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啊！罗律师，就算……就算最后还是……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对不对？求求你，帮我们准备上诉状，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罗秉义在电话那头轻轻叹了口气。他理解赵红梅的心情，也尊重她这份近乎悲壮的执着。“好吧。我会尽快研究一审判决书，寻找可能的法律点，起草上诉状。但根据法律规定，上诉状需要陈山河本人确认并签署。你必须尽快去见他，说服他同意上诉。”
“我去！我明天就去见他！”赵红梅毫不犹豫地答应。
与此同时，看守所内，却是一片死寂般的“平静”。
判决书副本已经送达陈山河手中。他拿着那张决定他生死的纸，目光扫过上面冰冷的文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看一份与自己无关的通知。同监舍的犯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不敢打扰。这个刚刚被判处死刑的男人，身上散发出的不是恐惧或暴戾，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绝对的沉寂。
耿大壮和胡小军也分别收到了自己的判决书。耿大壮的无期徒刑，胡小军的十五年徒刑。相较于陈山河的极刑，他们似乎“幸运”了许多，但沉重的刑期依旧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茫然。他们同样面临着是否上诉的选择。
第二天，赵红梅几乎是在看守所开门的第一时间就冲了进去。会见室里，隔着冰冷的玻璃，她看到陈山河的那一刻，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他比她上次见时更加消瘦，眼神里的死寂浓重得化不开。
“山河……”她刚开口，声音就哽咽得难以继续。
陈山河看着她通红的双眼和憔悴的面容，眼底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极其微弱地波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原状。他拿起听筒。
“我们上诉！”赵红梅几乎是喊着说出这句话，双手紧紧按在玻璃上，仿佛想穿透这层隔阂抓住他，“罗律师已经在准备上诉状了！我们还有机会！你不能放弃！绝对不能！”
陈山河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等赵红梅情绪稍微平复，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而平静，像秋日枯叶落地的声响：“红梅，别折腾了。”
赵红梅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什么？山河！这是唯一的机会了！难道你就甘心……”
“甘心？”陈山河打断她，嘴角扯起一个极其苦涩、近乎虚幻的弧度，“没什么甘心不甘心。路走到头了，就该认。”
“不！没有到头！法律给了我们上诉的权利！只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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