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1937年9月下旬。
天津卫的天气还热着,白天太阳晒得地面发烫,柏油路面晒软了,踩上去黏鞋底。到了傍晚才有一丝凉意从海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的腥气和河边芦苇的枯涩味,但那点凉意撑不了太久,太阳一落下去,暑气又慢慢从地面底下蒸上来。
但日子过得很慢,每一期的报纸来的时候都让人心里发沉。每天晚上从难民救济所回来,王汉彰都会到泰隆洋行翻阅一下当天收到的情报。
日本人在天津持续戒严,依靠线人搜集上来的情报已经是屈指可数。更多的则是靠电台和报纸。日军占领天津之后,《大公报》南迁至武汉。《庸报》被日本人控制,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喉舌。唯有法租界的《益世报》还有零星的抗战消息。但是这些消息,却不是什么好消息。
淞沪战场陷入血战。8月开战初期,国军主动围攻日军上海海军陆战队据点的攻势已经宣告结束,日军从本土和华北源源不断地抽调增援部队抵达上海,攻守态势完全反转。
国军退守罗店、浏河、宝山、月浦、大场一线内陆阵地,依托河网和战壕构筑纵深防线。罗店争夺战爆发,双方反复拉锯,据说那地方一个小镇,每天都在易手,昨天还是中国军队的阵地,今天插上了日军的旗,明天又换回来了。报纸上每一个地名后面都跟着伤亡数字,那些数字大得让人不敢细看。
罗店更是被称作“血肉磨坊”,日均伤亡数千人。宝山县城守军苦战数日,全营阵亡。大场的阵地被日军重炮轰了一遍又一遍,工事修好了被炸塌,炸塌了又修,修好了再被炸塌。每一条战线上的消息都像是一根根钉子,钉在人心上,钉进去拔不出来,越钉越深。
华北的局势比上海还糟糕。日军兵分三路南下,沿平绥路进攻山西,沿平汉路进攻河北,沿津浦路进攻山东。报纸上的地名一个一个地往下掉,就像一串珠子断了线,骨碌骨碌地滚下去,伸手捞都捞不住。9月13日,张家口陷落,9月19日,大同失守,9月24日,保定和沧州在同一天被日军攻陷。
保定是河北的省会,沧州是津浦线上的重镇,两个城在同一天丢了,报纸上的铅字大得刺眼,标题上的字像是用锤子砸进去的。王汉彰读到那一条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烟灰缸里堆了好几个烟头,每一个都抽到了过滤嘴才摁灭,烟灰积了满满一缸,风从窗缝吹进来,烟灰飘了半张桌子。
国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在保定一战之后撤往了泊头、东光、南皮一线,说是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构筑第二道防线,迟滞日军南下山东。
但王汉彰心里清楚,河北南部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运河那点水挡不住日本人的装甲车和坦克。日军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兵锋正盛,依托津浦铁路向南快速推进,二十九军连吃败仗,军心涣散,整个华北平原即将彻底沦丧。
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狂妄的日本人故意制造恐慌。可是自打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竟然没有取得过一场战役的胜利!难道说,日军真的不可战胜?
王汉彰不愿意往这个方向想,但那些地名一个一个掉下来的时候,这个念头就会像水底的气泡一样从下面泛上来,摁都摁不住。
9月26日傍晚,王汉彰坐在泰隆洋行二楼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天色正在暗下来,街面上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下一道一道的条纹,条纹的边缘被风拂动的窗帘揉得模糊了。
他办公桌上摊着当天的《益世报》,报纸的头版用加黑的字体印着“保定沧州同日沦陷”几个字,旁边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是撤退的军队和跟在后面的难民,军队的队伍稀稀拉拉的,有的士兵没有枪,有的拄着拐杖,难民跟在后面,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背着包袱,每个人都低着头往前走,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一样,没有人回头。
王汉彰靠在椅背上,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没有弹掉,灰白色的烟灰挂在烟头上摇摇欲坠,像冬天屋檐下的冰溜子。他看着报纸上那行黑体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都酸了才眨了一下。
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像一只铁钩子挂在心口上,怎么甩都甩不掉。难道说中国真的要亡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觉得后背发凉,像是被人从背后泼了一盆冷水。他不敢想这个答案,又忍不住去想。
他忽然想起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那是他在中学国文课上学过的,当时老师讲这首诗的时候,说文天祥被元军俘虏,过零丁洋时写下了这首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这四句诗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过了一遍。山河破碎风飘絮,现在的中国不就是这样吗?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保定、沧州……一座一座城像柳絮一样被风吹散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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