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津杨公路边上的一处茶摊里，王汉彰和常先生面对面坐着。茶摊就是路边用竹竿和苇席搭起来的一个简易棚子，棚顶的苇席已经晒得发黄发脆，边角有几处破了洞，阳光从破洞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几个晃动的光斑。棚子下面摆着三四张歪歪扭扭的木桌和几条长凳，桌面上蒙着一层灰尘和油渍混合的暗色污垢，摸上去黏糊糊的。
一个光着膀子的老头正蹲在旁边的炉子前面烧水，铁壶的嘴冒着白汽，发出尖锐的哨音，壶盖被蒸汽顶得咔咔作响。老头用一块破抹布垫着手把铁壶拎下来，往茶壶里续了水，又蹲回去往炉子里添了几根劈柴，火星子从炉口溅出来落在他光着的脚背上，他抖了一下脚，嘴里嘟囔了一句，又把脚缩回去了。
王汉彰穿着一件灰色的布大褂，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下巴和一截脖子，看上去像是个小商户的账房先生。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碟子包子和一碗茶水，包子是猪肉馅的，皮不算薄但馅儿大，咬一口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流。
他用手拿着一个包子，咬了一大口，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又拿起一个。他吃包子的动作看上去狼吞虎咽，像是赶了半天的路饿坏了，但他眼角的余光却一直看向了路口的检查站。每吃一口，他的眼睛就从草帽檐下面往那边扫一眼，扫完了收回来，低下头继续吃，过几秒钟再扫一眼。这个节奏很稳定，像是在数着秒。
茶摊正对着日本人在津杨公路上设立的检查站。检查站是一道用沙袋垒起来的临时工事，沙袋摞了半人多高，麻袋表面被太阳晒得发白，有几个沙袋破了口子，黄沙从破口里往外渗，在工事底下堆成一小撮一小撮的沙堆。
沙袋后面架着一挺歪把子轻机枪，枪口正对着公路方向，机枪旁边蹲着两个日本兵，一个负责供弹，一个负责击发，两个人的脸上都晒得通红，汗水顺着钢盔的边沿往下淌。工事前面横着一道刷了红白条纹的木栏杆，栏杆上的油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
栏杆旁边一左一右的站着两个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手里端着一支三八式步枪，枪管上的刺刀在阳光下反着白光，刺得人眼睛发疼。日本兵戴着钢盔，钢盔下面的脸晒得黝黑，嘴唇干裂起皮，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日本兵的旁边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戴礼帽的翻译，正拿着一个本子在核对过往人员的证件，嘴里用日语和中文来回切换着喊话。虽然隔得很远，但王汉彰还是能听到那个翻译口中浓重的东北口音。
王汉彰的视线从检查站收回来，扫了一眼茶摊周围。茶摊里除了他和常先生，还有两个过路的客商，坐在靠路边的那张桌子旁边，一人面前一碗茶，正低声说着什么。棚子外面的土路上，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正排队等着过检查站，独轮车上堆着麻袋和蔬菜。
没有人注意到他。就连坐在他身旁的常先生也没有发现，王汉彰的右手没有放在桌子上。他的右手放在大褂的下面，在桌子和膝盖之间的缝隙里，五指紧紧地握着一支毛瑟冲锋手枪。
毛瑟冲锋手枪的机头大张，快慢机调到连发位置，食指搭在扳机上。枪柄已经攥出了汗，滑腻腻的，汗水顺着枪柄上的防滑纹路渗进了木柄的缝隙里，但他的手没有松开过。
只要常先生的那些朋友出了什么纰漏——不管是证件上的问题，还是检查时被盘问出破绽，或者是哪个伙计慌了手脚露出马脚，王汉彰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打死他们。
不能等日本人动手，日本宪兵队的手段王汉彰清楚得很，进去的人没有例外，全都都会把所有事情都抖落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单纯为了自保。
隆裕和商号的车队正排着队往前挪。二十二辆胶皮大车排成一条长龙，车板上的货物用苫布盖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
每辆车前面拉着一匹骡子，车把式们手里攥着鞭子，有的站在车辕旁边，有的蹲在车板上等着。常先生的那几个朋友混在车队里，穿着灰扑扑的布褂子，扮成随行的伙计，每个人都戴着草帽，低着头，不跟旁边的人说话。
王汉彰的视线从车队上移开，又扫了一眼检查站。日本兵正在检查前面一辆车，他们把苫布掀开一角往里看了看，又用枪托敲了敲车板，听里面的声响。
翻译在旁边问车把式话，问一句，车把式答一句，声音传到这边已经被风吹得模模糊糊了，听不清说的什么。
王汉彰的视线又收回来，落在常先生脸上。常先生的脸色比昨晚看着紧了一些，嘴唇微微抿着，他面前的茶杯一直没动过，茶水已经凉透了，上面浮着一层油花。
王汉彰把视线收回来，拿起第三个包子咬了一口。嚼着嚼着，压着声音说了一句：“别慌，别往那边看。日本兵查证件查得仔细，可我们做的良民证足以乱真，经得起查。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就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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