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1937年9月下旬。
天津卫的天气还热着，白天太阳晒得地面发烫，柏油路面晒软了，踩上去黏鞋底。到了傍晚才有一丝凉意从海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的腥气和河边芦苇的枯涩味，但那点凉意撑不了太久，太阳一落下去，暑气又慢慢从地面底下蒸上来。
但日子过得很慢，每一期的报纸来的时候都让人心里发沉。每天晚上从难民救济所回来，王汉彰都会到泰隆洋行翻阅一下当天收到的情报。
日本人在天津持续戒严，依靠线人搜集上来的情报已经是屈指可数。更多的则是靠电台和报纸。日军占领天津之后，《大公报》南迁至武汉。《庸报》被日本人控制，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喉舌。唯有法租界的《益世报》还有零星的抗战消息。但是这些消息，却不是什么好消息。
淞沪战场陷入血战。8月开战初期，国军主动围攻日军上海海军陆战队据点的攻势已经宣告结束，日军从本土和华北源源不断地抽调增援部队抵达上海，攻守态势完全反转。
国军退守罗店、浏河、宝山、月浦、大场一线内陆阵地，依托河网和战壕构筑纵深防线。罗店争夺战爆发，双方反复拉锯，据说那地方一个小镇，每天都在易手，昨天还是中国军队的阵地，今天插上了日军的旗，明天又换回来了。报纸上每一个地名后面都跟着伤亡数字，那些数字大得让人不敢细看。
罗店更是被称作“血肉磨坊”，日均伤亡数千人。宝山县城守军苦战数日，全营阵亡。大场的阵地被日军重炮轰了一遍又一遍，工事修好了被炸塌，炸塌了又修，修好了再被炸塌。每一条战线上的消息都像是一根根钉子，钉在人心上，钉进去拔不出来，越钉越深。
华北的局势比上海还糟糕。日军兵分三路南下，沿平绥路进攻山西，沿平汉路进攻河北，沿津浦路进攻山东。报纸上的地名一个一个地往下掉，就像一串珠子断了线，骨碌骨碌地滚下去，伸手捞都捞不住。9月13日，张家口陷落，9月19日，大同失守，9月24日，保定和沧州在同一天被日军攻陷。
保定是河北的省会，沧州是津浦线上的重镇，两个城在同一天丢了，报纸上的铅字大得刺眼，标题上的字像是用锤子砸进去的。王汉彰读到那一条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烟灰缸里堆了好几个烟头，每一个都抽到了过滤嘴才摁灭，烟灰积了满满一缸，风从窗缝吹进来，烟灰飘了半张桌子。
国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在保定一战之后撤往了泊头、东光、南皮一线，说是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构筑第二道防线，迟滞日军南下山东。
但王汉彰心里清楚，河北南部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运河那点水挡不住日本人的装甲车和坦克。日军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兵锋正盛，依托津浦铁路向南快速推进，二十九军连吃败仗，军心涣散，整个华北平原即将彻底沦丧。
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狂妄的日本人故意制造恐慌。可是自打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竟然没有取得过一场战役的胜利！难道说，日军真的不可战胜？
王汉彰不愿意往这个方向想，但那些地名一个一个掉下来的时候，这个念头就会像水底的气泡一样从下面泛上来，摁都摁不住。
9月26日傍晚，王汉彰坐在泰隆洋行二楼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天色正在暗下来，街面上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下一道一道的条纹，条纹的边缘被风拂动的窗帘揉得模糊了。
他办公桌上摊着当天的《益世报》，报纸的头版用加黑的字体印着“保定沧州同日沦陷”几个字，旁边配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是撤退的军队和跟在后面的难民，军队的队伍稀稀拉拉的，有的士兵没有枪，有的拄着拐杖，难民跟在后面，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背着包袱，每个人都低着头往前走，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一样，没有人回头。
王汉彰靠在椅背上，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没有弹掉，灰白色的烟灰挂在烟头上摇摇欲坠，像冬天屋檐下的冰溜子。他看着报纸上那行黑体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都酸了才眨了一下。
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像一只铁钩子挂在心口上，怎么甩都甩不掉。难道说中国真的要亡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觉得后背发凉，像是被人从背后泼了一盆冷水。他不敢想这个答案，又忍不住去想。
他忽然想起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那是他在中学国文课上学过的，当时老师讲这首诗的时候，说文天祥被元军俘虏，过零丁洋时写下了这首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这四句诗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过了一遍。山河破碎风飘絮，现在的中国不就是这样吗？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保定、沧州……一座一座城像柳絮一样被风吹散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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