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晨雾还未散尽，汪氏集团位于香港中环的总部会议室已灯火通明。巨大的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邮轮披着晨光缓缓驶过，窗内定制的胡桃木长桌旁，十二位董事会成员正襟危坐。每个人面前都摊着厚达百页的欧洲市场调研报告，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透着各自的立场。主位上的汪绿萍抬手拢了拢米白色西装的袖口，指尖戴着一枚极简设计的珍珠戒指，轻叩桌面时发出沉稳的声响，目光平静却锐利地扫过众人。她鬓角的碎发被精心别在耳后，露出线条柔和的侧脸，唯有眼神里的笃定，藏着十五年执掌集团的锋芒。
作为汪氏集团的掌舵人，我还记得自己当年接手时不过三十岁，彼时父亲汪展鹏骤然离世，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外部建材市场萎缩。十五年间，她以“柔克刚”的策略整合内部资源，果断砍掉盈利微薄的传统业务，押注新能源与高端制造，硬生生将区域性企业带成跨国集团。
商界曾有人暗议“女老板撑不起大局”，如今却没人敢轻视这位总能在危机中找到生机的女性。但今天这场关于“是否扩大欧洲市场”的董事会，却罕见地出现了尖锐分歧——报告摊开的第十分钟，分管国内市场的副总裁李建国率先打破沉默，他刻意避开汪绿萍的目光，对着文件念出自己的观点。
“汪董，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李建国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指腹在“欧洲通胀数据”那页反复摩挲，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欧洲市场现在就是块‘烫手山芋’。能源危机没缓解，通胀率连续六个月超过8%，我们去年在德国设立的光伏组件分销点，利润率比国内低了整整12个点。上周我去华东考察，江苏那个新基建项目，政府承诺三年回购，保底收益率就有6%。与其把资金砸进这种不确定的市场，不如加码国内，政策托底，回款快，风险小。”他说着将一份国内项目评估报告推到桌心，封面上“稳赚不赔”四个红字格外扎眼。
他的话音刚落，分管财务的张总监立刻翻着手中的Excel表附和：“李总说得对。上个月欧洲央行又加息0.75个百分点，我们要是扩大投资，光是融资成本就要比年初高3个百分点。而且欧盟的环保法规比翻书还快，新的碳排放标准要求组件回收利用率达到95%，我们现有的生产线根本达不到，光改造就得花2个亿。我算过一笔账，就算欧洲销量保持去年的增速，这笔改造费也要五年才能回本，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他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放，数字“”还停留在屏幕上。
会议室里泛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董事纷纷点头。汪绿萍没有说话，只是抬手给法务总监陈律师递了一杯刚泡好的龙井——她记得陈律师有晨起饮茶的习惯。陈律师接过茶杯，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谨：“从法律层面看，欧洲市场的风险确实突出。除了碳关税，欧盟最新出台的《外国补贴条例》对我们这种非欧盟企业很不利，一旦被认定为‘接受不当补贴’，不仅会被罚款，还可能被排除在公共采购项目之外。去年就有三家中国企业遇到这种问题，其中一家被罚了8000万欧元，项目直接黄了。”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法规解读，上面用荧光笔标出了针对中国企业的特殊条款。
“风险是有的，但机会更大。”就在这时，负责国际业务的年轻董事林浩突然站起来，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标注着“重点”的市场分析报告，封面是他在欧洲考察时拍的光伏电站照片，“大家只看到了通胀和加息，但没看到欧洲能源转型的紧迫性。俄乌冲突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涨了十倍，德国老百姓冬天都在囤电暖器，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是刚需。去年我们的光伏组件在欧洲销量增长60%，而且高端组件的溢价空间比国内高20%。虽然碳排放标准严，但只要我们提前布局，这道壁垒反而能把那些只想赚快钱的小企业挡在外面，变成我们的护城河。”他把照片投影到大屏幕上，一望无际的蓝色组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林总太乐观了吧？”李建国反驳道，“销量增长是因为去年能源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今年欧洲各国都在搞能源自给，德国要建核电站，法国要重启煤电，需求肯定会降。而且当地企业也在扩产，西门子上个月刚宣布投资10亿欧元建光伏工厂，我们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欧洲本土企业扩产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列着二十多家企业的投资计划。
“我不认为这是乐观，而是基于数据的判断。”林浩往前倾了倾身体，“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0年，欧洲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还要翻一番，这是刚性需求。德国建核电站至少要十年，法国重启煤电也过不了环保关，短期的替代方案改变不了长期趋势。当地企业扩产需要时间，西门子的工厂要2025年才能投产，而我们在光伏和储能领域的技术积累，比欧洲很多中小企业都有优势。至于需求下降，那是低端产品的需求，高端产品的市场还在扩大——去年我们的双面双玻组件在欧洲的市占率已经从5%升到了12%。”他调出市占率走势图，红色的上升曲线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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