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民国时期，发生在一家教会医院地下停尸房的故事。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写下来，是因为这几天晚上，我总能听到一种很有规律的、指甲刮擦木板的声音。那声音很轻，但穿透力极强，就像是从墙里面传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了我太姥爷留下的一本日记。太姥爷姓陈，是民国二十六年那会，北平一家名叫“仁济”的教会医院的见习医生。那本日记的纸页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是用蘸水笔写的，墨色有些洇开。
我小时候听家里长辈说，太姥爷后来精神出了点问题，年纪轻轻就退下来了，一直在乡下静养。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战乱吓的，直到我翻出这本日记，才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日记里记录的，是他在仁济医院地下室停尸房值夜班时的一段经历。
以下，是我根据他的日记，整理出来的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北平的天寒得像要塌下来一样。仁济医院是一座典型的西洋式建筑，灰砖红瓦，窗户很高，玻璃是那种带着波纹的毛玻璃，白天走进去都觉得阴森森的。
医院的地下室，是停尸房。
那时候没有冰柜，停尸房之所以能保持低温，全靠设计。地下室深入地下两层，墙壁厚得像城墙，里面砌着巨大的冰块，那是从护城河上采来，一直存到冬天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福尔马林、消毒水和腐烂冰块混合的怪味。
太姥爷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刚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科。因为是新人，加上胆子大，值夜班这种苦差事自然就落在了他头上。
值夜班最让人发怵的，不是累，而是午夜过后要去地下室给“太平间”的油灯添油。
那天晚上，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整个医院静得可怕，只有走廊尽头那盏昏黄的煤气灯在滋滋作响。太姥爷提着一盏马灯，手里攥着一串黄铜钥匙，慢慢走向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那楼梯是旋转式的，铁制的扶手摸上去冰凉刺骨。每往下走一步，周围的温度就降一分，那种冷不是皮肤表面的冷，而是像针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走到楼梯拐角处，太姥爷突然停住了。
他听到了声音。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在低声啜泣，又像是女人在哼歌。声音断断续续的，从地下室深处飘上来，伴随着一阵阵冷风。
太姥爷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他是学医的，不信鬼神。他安慰自己，可能是哪个病人家属大半夜跑到地下室哭丧，或者是风声。
他定了定神，继续往下走。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停尸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排排用白床单盖着的尸体，整齐地摆在铁架子上。马灯的光线很弱，只能照亮眼前几米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则是一片漆黑，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蛰伏。
太姥爷按照惯例，先去检查油灯。他一边走，一边用马灯照着四周。
就在他走到第三排架子的时候，马灯的火苗突然猛地一跳，然后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光线忽明忽暗。
太姥爷心里一惊，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火苗。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咔哒”声。
声音是从他身后传来的。
他猛地回头，身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扇紧闭的木门，和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
“谁？”太姥爷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停尸房里回荡，显得格外突兀。
没有人回答。
太姥爷咽了口唾沫，他觉得自己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他告诉自己，一定是自己太紧张了，产生了幻听。
他转过身，刚想继续往前走，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什么东西。
在第四排架子的尽头，原本盖着尸体的白床单，似乎动了一下。
那不是风吹的。风是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而那里是死角。那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轻微的起伏，就像是……有人在呼吸。
太姥爷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握紧了手里的钥匙，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挪过去。
马灯的光线照在那片白床单上。床单盖得很严实，看不出下面是什么。但是，太姥爷清楚地看到，床单的一角，正在微微地颤动。
他伸出手，想要掀开床单看个究竟。
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床单的时候，那颤动突然停止了。
紧接着，一个冰冷的、僵硬的东西，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太姥爷只觉得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手臂直冲天灵盖，他想喊，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拼命地想挣脱，但是那只手的力气大得惊人，就像是一把铁钳。
借着马灯微弱的光线，太姥爷看到了那只手。
那是一只女人的手，皮肤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指甲很长，而且涂着鲜艳的红色指甲油。在惨白的灯光下，那红色显得格外诡异，像是干涸的血。
太姥爷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把他往架子那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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