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穿过秦岭隧道时，车厢突然暗了下来。
"别怕，只是隧道。"我轻声说，感受着绿皮火车在铁轨上的轻微震动。由于巴省旅行社已经启程返回巴省了，而燕京旅行社在延安等我们。所以，我们去延安是乘坐绿皮火车，包下了三个车厢。
"徐仕林，你确定这次行程有意义吗？"吴珍妮压低声音，"他们都说延安又穷又落后，而且..."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西方媒体笔下的"红色恐怖"叙事。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我笑了笑，转头看向窗外。陕北的黄土高原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温暖的金色，沟壑纵横的地貌像是一位老人脸上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
车厢另一头，麻理逊正用他那台昂贵的日本相机拍摄窗外景色。作为学生会副主席，他起初对这个"红色之旅"持保留态度，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参加了。此刻他专注地调整着镜头，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阳光。
"各位同学注意了，"我站起来拍了拍手，"再过半小时就到延安站。提醒大家，延安是革命老区，条件比较艰苦，但这里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我的话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歌声打断。原来是坐在车厢前排的几位当地老人自发唱起了《南泥湾》，苍劲有力的嗓音回荡在车厢里：
"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
香港同学们先是惊讶，随后有人跟着节奏轻轻打起拍子。珍妮瞪大了眼睛，显然没想到会在火车上遇到这样的场景。麻理逊迅速转向声源，相机快门声不断。
"这是陕北民歌，"我解释道，"南泥湾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垦的荒地，后来变成了'陕北好江南'。"
当大巴车驶入南泥湾时，连最挑剔的同学也发出了惊叹。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和果园，远处山坡上梯田如波浪般起伏，与我想象中同学们预期的"荒芜之地"截然不同。
"不是说延安很穷吗？"珍妮疑惑地问，"这看起来...很美啊。"
"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我指向窗外，"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荆棘遍野、野兽出没的荒地。359旅的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硬是把这里变成了良田。"
我们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前下车。馆内陈列着当年使用的简陋农具——木犁、铁锹、纺车，每一件都磨损得厉害，显然经历了超乎想象的劳动强度。
"这些工具...太原始了。"麻理逊俯身观察一台纺车，小心地不去碰到展柜，"难以想象用这些能开垦出那么大的农田。"
"当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我解释道，"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劳动。"
珍妮在一件打满补丁的军大衣前驻足良久。"这是...？"
"王震将军的大衣，"我看着说明牌，"他带领359旅开垦南泥湾时穿的。据说补丁摞补丁，最后重了好几斤。"
同学们围拢过来，车厢里那种轻松的气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沉默。这些实物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它们诉说着一个与西方媒体报道截然不同的故事：不是"残酷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奋斗与坚持。
下午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在一幅巨大的照片前，我停下脚步——照片上是毛泽东在窑洞前给农民讲课的场景，周围坐满了衣衫褴褛但神情专注的村民。
"看这个，"我指着照片，"当时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共产党人相信，要改变中国，首先要唤醒民众。"
"这跟历史课本上说的不一样..."一个同学小声嘀咕，"英国人的书上说共产党是用暴力强迫人民服从。"
我没有立即反驳，而是带他们来到抗日军政大学的复原场景前。"这里培养了十多万干部，他们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如果共产党真如西方所说那么残暴，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愿放弃城市生活来这里吃苦？"
麻理逊认真地做着笔记，时不时推一下眼镜。我知道他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香港人，他的世界观受西方影响很深。但此刻，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疑惑——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正在被动摇。
参观接近尾声时，我们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者。他穿着朴素的蓝色中山装，正在给一群小学生讲解。从他标准的普通话中，我听出了些许上海口音。
"这位是王建国老师，"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道，"他是上海知青，70年代在延安插队，后来留在这里教书。"
知青！我眼睛一亮。这正是香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群体——在西方叙事中，知青是被迫离开城市、遭受"迫害"的一代。我立刻邀请王老师给同学们讲讲他的经历。
"我是1970年来的延安，"王老师的声音温和但有力，"当时我才17岁，和你们现在差不多大。"他指着墙上一张知青劳动的照片，"看，那就是我们开荒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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