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被迫来的吗？"珍妮鼓起勇气问道。
王老师笑了："当时确实有政策要求，但'被迫'这个词不准确。我们那一代人有很多是真心实意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延安虽然艰苦，但这里的人民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坚韧、乐观、脚踏实地。"
他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一道疤痕："这是开荒时留下的。当时医疗条件差，是村里的老赤脚医生用土方子给我治好的。"他的眼神变得深远，"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可以回上海，但我选择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里更需要我。"
麻理逊突然开口："西方媒体说知青是被洗脑的一代，您怎么看？"
王老师不慌不忙："年轻人，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洗脑吗？是只让你听到一种声音。我在延安，可以收到家人的信，可以读各种书籍——当然，那个年代书籍确实有限。但真正的洗脑，是像某些国家那样，把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历史全部抹去，只留下片面的描述。"
他的话让香港同学们陷入沉思。我知道，这种来自亲历者的直接证言，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更有力量。
傍晚，我们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夕阳给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镀上一层金色，枣园里的果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石凳上，气氛比来时沉静了许多。
"仕林，"珍妮走到我身边，"我有个问题。如果共产党真的那么好，为什么现在中国还这么...落后？"她用了"落后"这个词时有些犹豫，但我知道这是很多香港同学的疑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向远处新建的楼房和蜿蜒的山路："珍妮，四十年前这里连电都没有。现在你看，虽然比不上香港繁华，但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发展需要时间，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国家。"
麻理逊也加入了讨论："西方媒体总是拿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事..."
"什么是人权？"我反问道，"是空洞的口号，还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我爷爷告诉我，解放前他经常挨饿，现在虽然不富裕，但全家人能吃饱穿暖，孩子们能上学——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
夜色渐深，我们在毛泽东旧居前的空地上举行了一场简单的讨论会。同学们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我尽我所能回答，也坦诚有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头脑思考，"我总结道，"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宣传，包括我的。香港即将回归，你们这一代人将见证'一国两制'的实践。与其听信西方的妖魔化，不如亲自观察、判断。"
离开延安去燕京的火车上，气氛明显不同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所见所闻，有人翻阅在纪念馆买的书籍，有人整理照片。珍妮靠窗坐着，手里拿着一个在南泥湾买的草编蚂蚱——当地老人现场教我们编的。
"仕林，"她突然说，"谢谢你带我们来这里。我...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麻理逊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整理的几个问题，关于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你能推荐一些书吗？"
我接过纸条，心中涌起一阵欣慰。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至少，他们开始思考了，开始质疑那些被灌输的刻板印象了。
火车驶入夜色中，窗外偶尔闪过的灯火像是散落的星辰。我想起临行前教授的话："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对祖国的认识。"此刻，看着这些沉思的面孔，我相信，这次延安之行已经在他们心中播下了思考的种子。
无论前路如何，至少他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的眼睛，而非他人的滤镜，来看待这片土地和它的历史了。而这，正是我组织这次旅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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