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禄读完这封信，他的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撼。在草原的权力规则和交往逻辑里，强者接受弱者的贡品或平等者之间的慷慨馈赠是天经地义，是友谊和尊重的象征，拒绝则可能被视为侮辱或敌意。而杜暹这种“埋金不受”的行为，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框架和行为预期。
起初，他可能感到的是极大的不解、困惑，甚至有一丝被冒犯的恼怒——难道这位唐使看不起他苏禄？但很快，这种基于自身文化逻辑的情绪，被一种更深的、混合着惊讶和敬佩的情绪所取代。他意识到，杜暹的行为，并非针对他个人，而是源于一种更强大的、内化的原则和纪律。这种原则性的力量，超越了简单的利益交换和人情世故，展现了一种他前所未见的、来自高度文明社会的道德高度和不可收买的尊严。
“追之不及”四个字，在史书中轻描淡写，背后却是苏禄在反应过来后，立刻派出的骑兵队伍，望着杜暹车队在广袤戈壁上留下的远去烟尘时，那复杂难言的心情。他们没能追上，或者说，苏禄内心深处或许也并未真的想强行追回，因为那已毫无意义。
杜暹用他看似不合时宜、不近人情的行动，完成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印象管理”和信任建立过程。他向苏禄，也间接向整个西域展示了一个强大、文明、法度严明且官员品行高洁的大唐形象。这种由极致廉洁所带来的信任感和敬畏感，其心理价值和长期政治收益，远远超过了那几十斤黄金。它用一种无声却无比强大的语言告诉苏禄：与这样的帝国结盟，是可靠、稳定且值得尊重的；这个帝国的官员，不受物质诱惑，其承诺和原则，或许也更值得信赖。
杜暹“埋金不受”的事迹，很快通过官方奏报和民间渠道传回长安。玄宗李隆基闻讯，大为赞赏，甚至可以说是龙心大悦。
此时的李隆基，正处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关键时期，他极度需要杜暹这样的官员作为天下楷模，来树立官场新风，打击贪腐，净化政治生态，构建他理想中清明的盛世景象。杜暹的行为，与李隆基内心追求的“盛世贤臣”形象高度契合，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观共鸣。
于是，李隆基力排众议（或许当时也有认为杜暹过于迂阔、不懂变通的声音），破格提拔，任命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兼安西都护。这一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信号：帝国欣赏、鼓励并重用品行高洁、坚守原则之人。这既是对杜暹个人的褒奖，也是对全体官员的一种价值导向，更是对西域诸国和苏禄的一种无声宣告——大唐推崇和信任的，是杜暹这样的官员。
杜暹在安西上任后，他的治理风格与张孝嵩等前任武将截然不同。他常常轻车简从，深入市井民间，体察舆情。在龟兹繁华的“西门市”，他能听到各族商贩用粟特语、突厥语、汉语激烈地讨价还价；他能品尝到用当地特产香酥梨熬制的甘甜果酱，涂抹在刚出炉、散发着麦香的胡饼上；他也会在黄昏时分，看着如血残阳将克孜尔石窟的岩壁染成一片金红，聆听着从古老寺庙中传来的、带有异域风味的梵呗之声。
他的施政，以“诚信”为本，处理事务公正持平，不偏袒任何一方，尊重当地风俗，但同时也坚决维护大唐的律法和权威。他的清廉和公正，就像春风化雨，慢慢抚平了因为连年征战、各方势力角逐而略显焦躁不安的西域民心。史载其任内“三年无兵革之警”，这固然是张孝嵩、苏禄等人军事胜利带来的战略平衡结果，但也离不开杜暹个人魅力与诚信施政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和人心归附。
尽管表面上，通过张孝嵩的军事胜利、苏禄的战场建功以及杜暹的廉洁形象，大唐在西域的权威和联盟体系看似一片祥和稳固，但李隆基、苏禄、杜暹这个核心三角关系之间，已然存在着难以言说、日益扩大的张力。
在长安的深宫里，李隆基对西域近期的一系列成就感到满意和自豪，但苏禄在“渴水日之战”后日益增长的威望和隐隐流露的骄矜，也让他内心的不安全感持续发酵。他运用“心理理论”不断揣测、分析苏禄的真实忠诚度。他对杜暹的重用和提拔，既是对清廉品德的褒奖，也未尝不是对苏禄势力的一种潜在制衡。他希望用一个文官的“德”与“信”，来平衡一个武勇藩臣（即便是属国可汗）的“力”与“势”。他甚至可能希望通过杜暹的个人魅力，从道德和情感上影响苏禄，巩固其“忠顺”之心。
苏禄在接连的军事胜利和势力扩张后，其“自我效能感”极度高涨。他享受着作为“中亚霸主”号令诸部的权力感，也开始对唐朝的指令和协调（例如在某些部落归属、贸易利益分配等问题上）产生更多的自主想法和抵触情绪。他与唐朝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日益明显的“认知失调”状态：他既需要唐朝这棵大树提供政治合法性、经济支持和对抗大食的战略后盾，又越来越厌恶树荫对其行动自由和野心实现的遮蔽。杜暹的廉洁在他心中种下了尊敬的种子，但唐朝通过都护府对其内部事务日益增强的了解和干预倾向，又时常让他感到烦躁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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