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拔汗那远在葱岭之外，路途遥远，且需翻越天险。劳师远征，后勤难继，胜负难料。一旦有失，恐损大唐军威。不如谨守边防，同时六百里加急，奏请圣裁。” 这是一种典型的“风险规避”心态，也是官僚体系中求稳怕事、明哲保身的常态，深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官场哲学。
但也有人主张必须救援：“拔汗那乃太宗皇帝时便内附的属国，见危不救，岂不令西域诸国寒心？若坐视吐蕃、大食得逞，其势力连成一片，则安西四镇危矣！”
张孝嵩端坐主位，面色沉静地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分析着各种可能性及其后果。
当争论稍歇，他站了起来，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幕僚，声音沉稳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诸公所言，皆有道理。然，孝嵩以为，西域有变，不可不救！陛下委我等以守边之责，授予临机专断之权，岂能事事等待长安之命？兵贵神速，若等圣旨到来，拔汗那早已易主，局势恐不可收拾！”
他顿了顿，加强语气：“且拔汗那乃大唐属国，见危不救，则诸国离心，谓大唐无力亦无心庇护。届时，吐蕃、大食之势成，西域诸国望风归附，则安西真危矣！我等皆成帝国罪人！”
这番话，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军事将领的胆识，更展现了他高超的“心理理论”能力——他能精准地预判到，如果唐朝不作为，西域诸国（作为认知的客体）会对大唐的威信和保护能力产生何种消极的判断，从而形成连锁性的信任崩塌和地缘政治灾难。他的决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考量，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心理战，目标在于维系大唐在西域诸国心中的“可靠保护者”形象。
他没有再犹豫，力排众议，迅速行动。他调集了安西本部的蕃汉兵马万余人，同时凭借大唐的威望，征发葛逻禄、拔汗那残部等西域属国兵马，组成一支规模可观的联军。没有等待长安的回复，他毅然踏上了远征之路。
行军是极其艰苦的。他们需要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寒风如刀，切割着将士们的脸庞和意志。冰雪反射的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山路崎岖狭窄，不时有士卒和驮马失足坠入万丈深渊。高原反应折磨着来自平原地带的士兵，头痛、呕吐、呼吸困难，不断有人倒下，永远留在了这片冷酷的雪山之中。
张孝嵩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亲自检查险要路段的通行情况。他的坚毅、果敢和与士卒同袍的精神，成为了全军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来源。此刻，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理念似乎得到了印证：“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的自由——选择自己对不同环境的态度自由。” 张孝嵩正是在这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全军选择了“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态度和坚定信念。
当军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翻过最高的几个山口，眼前豁然开朗。拔汗那盆地如同上帝打翻的调色盘，满目苍翠，绿意盎然，与身后那片苍白冷酷、吞噬了无数同伴的雪山形成鲜明而震撼的对比。河流如蓝色的缎带穿梭在田野和果园之间，阳光下，成熟的杏子、苹果、葡萄散发着诱人的甜香。这片即将成为战场的土地，以其惊人的生命力和美丽，极大地慰藉了远征将士饱受磨难的肉体和心灵。
战斗本身，在唐军出其不意地出现以及高昂士气的冲击下，几乎毫无悬念。
面对如神兵天降的唐军联军，叛军和其背后的吐蕃、大食支持者措手不及。张孝嵩指挥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包围并攻克了叛军盘踞的关键城池。傀儡阿勒达在混乱中被擒杀。原国王遏波之被重新扶立上位。
战斗结束后，张孝嵩展现出了超越单纯军事家的远见。他甚至没有进行长时间的休整和庆祝，立刻下令“传檄诸国”。他派出快马使者，携带用多种文字书写的檄文，奔赴西域大小城邦、部落，宣告大唐王师已平定拔汗那叛乱，彰显了天朝维护秩序、保护属国的决心与能力。
这一举动，是对“印象管理”理论的完美运用。他不仅要赢得一场战役，更要利用这场胜利，精心塑造和强化一个大唐不可战胜、言出必行、且是西域秩序最终仲裁者的强大形象。他深知，军事胜利的威慑力是短暂的，而由此建立的心理优势和权威印象，才是维持长期影响力的关键。
檄文所到之处，效果立竿见影。原本在吐蕃、大食压力下摇摆不定的西域诸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纷纷遣使至安西或直接向张孝嵩表达恭顺与感谢。而吐蕃与大食的使者，则在西域诸国的宫廷中黯然失色，影响力受到沉重打击。
这场干净利落的胜利，如同一剂强心针，迅速稳定了西域动荡的人心，重新巩固了唐朝的主导地位。它为李隆基的“代理人战略”实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和时间，也极大地增强了长安对安西都护府执行能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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