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赞普野心勃勃,大食哈里发兵锋正盛……”李隆基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朕,不能坐视西域落入他人之手,更不能让安西四镇沦为孤岛。”
姚崇与宋璟等心腹重臣肃立一旁。他们深知这位年轻皇帝的抱负与焦虑。开创盛世,需要稳定的边疆;彰显天威,需要西域的臣服。但国库尚虚,民生待复,大规模用兵并非其时。
“陛下,”姚崇上前一步,声音沉稳,“直接控制,耗资巨大,且易陷入与吐蕃、大食的长期缠斗。不若……效仿太宗皇帝羁縻旧制,但需更进一步。择一西域强部,赐其名分,助其壮大,使其为大唐守西陲,抗吐蕃、拒大食。”
李隆基目光微凝:“卿所言,可是那突骑施苏禄?”
“正是。”宋璟接口道,“苏禄新立,骁勇善战,且有野心。其部居于碎叶川,正当中亚要冲,直面大食兵锋。若得大唐册封,名正言顺,必能凝聚诸胡,成为一道屏障。”
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李隆基在权衡。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也是一种冒险。扶持苏禄,如同养虎,既能御敌,亦可能反噬。他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在此刻显现——他需要控制,但又不能完全依靠直接控制。他必须将帝国的权威,投射到这个遥远的“代理人”身上。
最终,他做出了决定。“拟诏,”他沉声道,“册封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授‘金方道经略大使’。令鸿胪寺、安西都护府妥善经略,务使其为我所用。”
这一刻,一项影响深远的“代理人”战略,在长安的宫殿中尘埃落定。它充满了政治智慧,也暗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
当这道诏令的精神通过官方渠道和非正式的信息流,逐渐传递到鸿胪寺时,贞晓兕在整理文书时捕捉到了其中的关键信息。她心中那份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
“高权力需求的领导者,在面对复杂外部威胁时,倾向于采用‘联盟策略’和‘代理人模式’,以降低直接管理成本,同时扩展自身影响力……”她几乎是不自觉地在内心用学术语言进行着标注,“李隆基此举,是典型的‘认知重构’,放弃了追求绝对控制的‘完美主义’,选择了更具弹性和性价比的战略。但关键在于,如何管理这个‘代理人’的心理预期和行为……”
她开始更加留意所有关于突骑施和苏禄的信息,无论是正式的公文,还是往来商旅的传闻。她知道,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而西域,即将成为这个宏大实验场。
视线转向安西都护府。
此时的安西,治所已迁至龟兹(今库车)。这里的空气,与长安的湿润雍容截然不同。它是干燥的、粗粝的,带着戈壁滩上特有的沙土与骆驼刺的味道。
市集上人声鼎沸,各种语言交汇:粟特语、突厥语、吐蕃语、汉语、波斯语……胡商穿着色彩艳丽的锦袍,兜售着从中原运来的丝绸、瓷器,以及从更西方来的香料、宝石、玻璃器。馕坑里烤出的面饼香气与羊肉在火上滋滋作响的油香、烤包子的浓郁肉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异域风情的市井画卷。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华与融合的土地之下,是涌动的暗流。安西副都护张孝嵩,一位凭借军功和能力升至高位、并非世家出身的将领,每日都能收到来自各方、语焉不详的军报。字里行间,透露出吐蕃骑兵在昆仑山下的频繁活动,以及大食商队和使者背后可能隐藏的军事意图。
张孝嵩站在都护府的望楼上,眺望着远方被烈日炙烤得有些扭曲的地平线。他性格刚毅果断,在心理学上,贞晓兕若有机会分析他,会认为他展现出典型的“场独立性”人格特质。这种人内心拥有强大的坐标,不易受外部环境或他人意见的干扰,能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复杂、模糊甚至矛盾的信息中,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并勇于承担决策的责任。
他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压抑。吐蕃和大食,就像两只窥伺在侧的猛兽,而西域诸国则如同惊弓之鸟,人心浮动。大唐的威信,正面临着自武则天后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开元三年(715年)秋,危机的引信终于被点燃。
紧急军报如同插着羽毛的利箭,穿越葱岭险阻,送至安西都护府:吐蕃与大食联手,扶持傀儡阿了达,发动政变,攻占了拔汗那国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原国王遏波之仓皇出逃,正奔往安西方向,向唐朝求救。
拔汗那,这片被誉为“天马之乡”的肥沃盆地,此刻正陷入血与火的混乱。阿姆河的支流锡尔河灌溉着这片富饶的绿洲,葡萄园与果园连绵不绝,城镇原本商贾云集。但如今,街道上回荡的不再是悦耳的驼铃和热闹的叫卖,而是士兵的铁蹄声、哭喊声和兵刃相交的刺耳噪音。
消息传到安西,都护府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幕僚们意见纷纭,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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