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赞普野心勃勃，大食哈里发兵锋正盛……”李隆基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朕，不能坐视西域落入他人之手，更不能让安西四镇沦为孤岛。”
姚崇与宋璟等心腹重臣肃立一旁。他们深知这位年轻皇帝的抱负与焦虑。开创盛世，需要稳定的边疆；彰显天威，需要西域的臣服。但国库尚虚，民生待复，大规模用兵并非其时。
“陛下，”姚崇上前一步，声音沉稳，“直接控制，耗资巨大，且易陷入与吐蕃、大食的长期缠斗。不若……效仿太宗皇帝羁縻旧制，但需更进一步。择一西域强部，赐其名分，助其壮大，使其为大唐守西陲，抗吐蕃、拒大食。”
李隆基目光微凝：“卿所言，可是那突骑施苏禄？”
“正是。”宋璟接口道，“苏禄新立，骁勇善战，且有野心。其部居于碎叶川，正当中亚要冲，直面大食兵锋。若得大唐册封，名正言顺，必能凝聚诸胡，成为一道屏障。”
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李隆基在权衡。这是一种务实的策略，也是一种冒险。扶持苏禄，如同养虎，既能御敌，亦可能反噬。他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在此刻显现——他需要控制，但又不能完全依靠直接控制。他必须将帝国的权威，投射到这个遥远的“代理人”身上。
最终，他做出了决定。“拟诏，”他沉声道，“册封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授‘金方道经略大使’。令鸿胪寺、安西都护府妥善经略，务使其为我所用。”
这一刻，一项影响深远的“代理人”战略，在长安的宫殿中尘埃落定。它充满了政治智慧，也暗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
当这道诏令的精神通过官方渠道和非正式的信息流，逐渐传递到鸿胪寺时，贞晓兕在整理文书时捕捉到了其中的关键信息。她心中那份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
“高权力需求的领导者，在面对复杂外部威胁时，倾向于采用‘联盟策略’和‘代理人模式’，以降低直接管理成本，同时扩展自身影响力……”她几乎是不自觉地在内心用学术语言进行着标注，“李隆基此举，是典型的‘认知重构’，放弃了追求绝对控制的‘完美主义’，选择了更具弹性和性价比的战略。但关键在于，如何管理这个‘代理人’的心理预期和行为……”
她开始更加留意所有关于突骑施和苏禄的信息，无论是正式的公文，还是往来商旅的传闻。她知道，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而西域，即将成为这个宏大实验场。
视线转向安西都护府。
此时的安西，治所已迁至龟兹（今库车）。这里的空气，与长安的湿润雍容截然不同。它是干燥的、粗粝的，带着戈壁滩上特有的沙土与骆驼刺的味道。
市集上人声鼎沸，各种语言交汇：粟特语、突厥语、吐蕃语、汉语、波斯语……胡商穿着色彩艳丽的锦袍，兜售着从中原运来的丝绸、瓷器，以及从更西方来的香料、宝石、玻璃器。馕坑里烤出的面饼香气与羊肉在火上滋滋作响的油香、烤包子的浓郁肉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异域风情的市井画卷。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华与融合的土地之下，是涌动的暗流。安西副都护张孝嵩，一位凭借军功和能力升至高位、并非世家出身的将领，每日都能收到来自各方、语焉不详的军报。字里行间，透露出吐蕃骑兵在昆仑山下的频繁活动，以及大食商队和使者背后可能隐藏的军事意图。
张孝嵩站在都护府的望楼上，眺望着远方被烈日炙烤得有些扭曲的地平线。他性格刚毅果断，在心理学上，贞晓兕若有机会分析他，会认为他展现出典型的“场独立性”人格特质。这种人内心拥有强大的坐标，不易受外部环境或他人意见的干扰，能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复杂、模糊甚至矛盾的信息中，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并勇于承担决策的责任。
他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压抑。吐蕃和大食，就像两只窥伺在侧的猛兽，而西域诸国则如同惊弓之鸟，人心浮动。大唐的威信，正面临着自武则天后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开元三年（715年）秋，危机的引信终于被点燃。
紧急军报如同插着羽毛的利箭，穿越葱岭险阻，送至安西都护府：吐蕃与大食联手，扶持傀儡阿了达，发动政变，攻占了拔汗那国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原国王遏波之仓皇出逃，正奔往安西方向，向唐朝求救。
拔汗那，这片被誉为“天马之乡”的肥沃盆地，此刻正陷入血与火的混乱。阿姆河的支流锡尔河灌溉着这片富饶的绿洲，葡萄园与果园连绵不绝，城镇原本商贾云集。但如今，街道上回荡的不再是悦耳的驼铃和热闹的叫卖，而是士兵的铁蹄声、哭喊声和兵刃相交的刺耳噪音。
消息传到安西，都护府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幕僚们意见纷纭，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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