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各级常规管理人员，唐中央还派御史分巡各地，考察驿政，他们如同皇帝的眼睛，时刻关注着驿站的运行情况，确保驿站能够高效、公正地运转。唐后期还设有馆驿使，专主馆驿之事，进一步加强了对驿站的管理和监督，使得驿站制度更加完善和严密。
由于驿站设置的好坏是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有些州郡官为求官政声誉，讨好上司长官，不惜花费重金，把驿站装饰得美轮美奂，供以山珍海味，仿佛是在打造一座奢华的宫殿，以显示自己的治理能力和对上级的忠诚。比如玄宗时，吉温被命入京任御史中丞，安禄山传令沿途驿站殷勤接送，并以白绸为帐，其奢华程度令人咋舌；宣宗时，华州刺史华温琪甚至倒贴腰包，把驿站弄得富丽堂皇，用具应有尽有，往来官员在此享受着无微不至的服务，自然个个交口称赞，这也是唐代驿站规模大的一个原因。而在一些僻远地区，地方长官为了使交通更加便利，发动民夫修筑道路，甚至设置新的驿站，这却属于善政之举，为当地的发展和国家的交通网络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宛如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为帝国的繁荣增添了一抹亮色。
唐初，只有使者才能乘驿（即骑驿马），而且要得到敕命的允许，乘驿需给传符，凭传符方能使用驿站的马匹，传符一般为铜制，这一制度如同一道严格的门禁，确保驿站的使用规范有序。后来规定稍有放松，除使者外，许多高级官员也能乘驿赴任，随着乘驿人员的增加，铜制传符逐渐难以满足需求，于是改为纸券，京城由门下省发放，在外是留守和诸军、州发放。驿券分往还券和单程券，除门下省以外，留守和诸军、州只能发单程券。用往还券的人，到了目的地要将驿券上交，等事情办完后再领回来，回京后交给门下省。如果不按期交回，要依律论罪，这一制度犹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约束着乘驿人员的行为，确保驿站资源的合理使用。唐后期，又出现了一种叫“转牒”的驿券，其实就是各地节度使批的条子，本属非法，但唐朝廷也无法禁止。一些人拿着这种条子，去驿站白吃白喝，肆意挥霍，很多驿站都不堪其扰，成了一大毒瘤，侵蚀着驿站制度的健康肌体。
驿券上会写明要经过哪些驿，要走多少天，乘驿时必须遵照此规定行动，如不依此规定而行，或者有所耽误，都要受到处罚，这一规定如同驿站运行的法则，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一般的公事，耽误一天，笞三十；但要是驿使耽搁，处罚则要重得多，延误一天就要杖八十，两天则罪加一等，处罚之严厉，犹如高悬在驿使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提醒着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至于一日走多少路，则因时因事以及陆路水路而不同，《唐六典》卷三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这只是一般的规定，要是敕书赦书这类紧急公务，按规定则要日行五百里，仿佛是在与时间赛跑，以最快的速度将政令传达至四方。
此外，唐代法律对乘驿的规定还有许多，如不许出使途中绕道回家或探亲访友，不许私自多带行李货物，不许乘驿者无故淹留于驿舍。若因事淹留，三日以上，会被另行安置。若还携带有家眷，家眷就只能自己去找旅店住了，这些规定如同一张严密的大网，将乘驿者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的范围内，确保驿站的正常运转和信息传递的高效性。
官员所乘驿马，根据其官阶高低，各有不同，《新唐书·百官一》记载：“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但这不过是条文上的规定而已。实际上，有不少官员乘驿时往往超过规定的驿马数字，一些高官权要及其家属倚仗权势，甚至不出示驿券，需索更是无度，往往弄得驿官焦头烂额，有时驿马用光了还得向民间搜取私马以供应他们的需求，这一现象如同驿站制度中的一道伤疤，揭示了唐代后期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矛盾，也反映了权力对制度的侵蚀和破坏。
驿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传递各种公文的使者提供食宿以及交通工具，以保证政令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传达，它仿佛是帝国的神经末梢，将中央的指令迅速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因为有此物质上的便利，随着国家的强盛，驿的使用范围便有所放宽，一些高官也能乘驿，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之类。他们赴任或回朝时，不仅本人可在驿中食宿，而且可带家属，这本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恩宠，但此例一开，便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县令这类的官员虽不可以乘驿，却也能在驿站住宿，甚至连贬官、流人也能在这小小的驿站找到容身之所，这就是为何杖杀、赐死等事件往往发生在驿中的原因，驿站仿佛成了命运的交汇点，见证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与生死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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