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既是交通站点，又提供饮食住宿，自然而然地成了设宴之处，尤其是长安附近的长乐驿，更是成为皇帝赐宴迎接官员或者欢送官员的不二之选，仿佛是皇权荣耀的延伸之地。柳宗元曾为人写过《谢赐设表》，其中说：“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长乐驿者。恩荣特殊，宴饮斯及。”这里的每一场宴会，都承载着皇帝的恩宠与期望，也成为官员们仕途生涯中的高光时刻。除皇帝赐宴外，各官员也热衷于利用各种名目在驿舍摆宴席，或庆功、或饯行、或拉拢关系，一时间，驿站内觥筹交错，热闹非凡，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名利场，见证了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与尔虞我诈。
而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场上，驿站也从未缺席，从不缺乏鸿门宴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和四年（公元 884 年），黄巢撤围向东，逼近汴州，朱温自知难以抵挡，便如热锅上的蚂蚁，卑辞厚礼，乞援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克用心怀扩张地盘的野心，欣然率部队赴援。战后，朱温宴请李克用于上源驿，那看似平静的宴会之下，却暗流涌动。朱温将李克用灌醉以后，于当晚派兵包围上源驿，四面纵火，乱箭齐发，妄图一举消灭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其心之狠，犹如蛇蝎。李克用拼死逃出，捡回一条性命，此次上源驿之变，让朱、李二人从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连年互相攻伐，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中原大地，百姓苦不堪言，直至后唐建立，这段仇恨才画上句号，但那惨烈的一幕，却永远刻在了历史的记忆深处，成为唐代末年政治混乱、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而驿站，也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扮演了一个见证者和受害者的角色。
唐代的驿，一言以蔽之，它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枢纽，是帝国的血脉经络，也是给公事出行者提供交通工具及食宿的机构，宛如一座庞大帝国机器上的精密齿轮，虽小却至关重要，默默推动着整个国家的运转。在盛世，它展现着帝国的辉煌与威严；在乱世，它又见证了权力的纷争与人性的丑恶。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穿梭于岁月的长河，虽历经风雨，却依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探寻唐代辉煌与沧桑的一把关键钥匙，让后人得以透过它，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深沉厚重。
安史之乱的烽火仿若一头凶猛的巨兽，无情地吞噬着大唐的安宁，唐玄宗被迫踏上了逃亡之路，其路线宛如一幅曲折的画卷，在岁月中徐徐展开。
唐玄宗入川的路线到底走的是哪条道，历古以来备受争议，喋喋不休。玄宗当年走的是傥骆道，恰似一条隐匿在崇山峻岭间的丝带，充满了神秘与艰险。据《旧唐书》所载，其逃亡轨迹为“长安，咸阳，金城县，马嵬驿，扶风县，扶风郡，陈仓，散关，河池郡，益昌县，普安郡，巴西郡，蜀郡”，这条路线仿若与诸葛亮北伐的路径重合，只是前者是慌乱的奔逃，后者是英勇的征伐，一逃一伐，对比鲜明，令人唏嘘不已。傥骆道，这条唐代四条古蜀道中最短却又最为险峻的通道，犹如一把锐利的双刃剑，虽充满危险，却因唐玄宗的逃命之急，成为了他无奈的选择。其南口宛如一张巨口，位于汉中洋县傥水河口，北口仿若一条蟒蛇的信子，探向周至县西骆峪，全长约 240 公里，在褒斜道、子午道、连云栈道等古道中，它是最快捷的一条，却也似一条荆棘之路，让唐玄宗一行尝尽了艰辛，每一步都仿若踩在刀尖之上。
巴西郡（今四川绵阳市东北），是唐玄宗通往成都的最后一段路程，如同黎明前的黑暗，而蜀郡（今成都）则是他逃亡的终点，仿若疲惫旅人终于抵达的避风港湾。但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幸蜀所经古道，却如一团迷雾，在历史的记载中引发诸多争议。
且看，唐玄宗幸蜀实则分三段路，最初仿若一只惊弓之鸟，从长安出发西行至凤翔（今属宝鸡），而后像一只寻觅巢穴的飞鸟，沿着陈仓道抵达汉中，最后又如一只归巢的倦鸟，从汉中出发，拐入金牛道奔赴蜀郡，也就是成都。许多人仿若迷失在迷宫中的行者，将关中前往汉中以及汉中前往蜀地的古道混淆，以至于对玄宗入蜀路线争论不休。褒斜道、傥骆道、陈仓道，这些由关中入汉中的道路，恰似几条交错的绳索，让后人在探寻真相时，被绕得晕头转向，不知玄宗究竟选择了哪一条。
事实上，唐玄宗从扶风郡，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宝鸡出发，经大散关扼守的陈仓古道进入汉中，这是确凿无疑的，如同板上钉钉。大散关，古称散关，仿若一位威严的巨人，屹立于今陕西宝鸡西南 17 公里大散岭上，紧紧扼守着关中地区通往汉中地区的通道，它是陈仓古道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与武关、潼关、萧关并称为关中四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唐玄宗的逃亡之路上，成为了一道无法忽视的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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