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别过脸，看向窗外。
玻璃上映出我的脸，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头发乱成一团。我看着那张脸，忽然觉得很陌生。这是我吗？那个风风火火、谁都不服的田颖，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手机又响了。
这次不是陈屿白，是我妈。
“颖颖啊，在哪儿呢？”
“火车上。”我吸了吸鼻子。
“感冒了？”我妈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叫你多穿衣服你不听，感冒了吧？我跟你说，这个季节最容易生病，你别以为自己年轻就不当回事——”
“妈，”我打断她，“如果有一天我嫁不出去，你会不会嫌弃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我妈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你受什么刺激了？是不是那个陈屿白欺负你了？我就说异地不靠谱，你就是不听。当初让你去考公务员你不考，去相亲你不去，非要在那个破公司耗着——”
我把电话拿远了一点，等她骂完了才重新贴回耳朵上。
“妈，”我说，“我没事。就是忽然想你了。”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过了好久，我妈的声音软下来，软得不像她：“想我就回来。妈给你炖排骨。”
挂了电话，我把脸埋进掌心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有多久没回家了？
大半年了吧。
上次回去还是去年中秋，匆匆忙忙吃了顿饭就走了，我妈追到门口往我包里塞了一袋苹果，我嫌重不愿意带，她硬塞进来，说“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现在的苹果没以前甜了，但这个品种还可以”。我拎着那袋苹果上了车，到了江城一看，苹果下面还压着两千块钱。
我妈怕我在外面吃苦。
可我给她争了什么气呢？毕业四年了，一个月五千多块的工资，租着一间二十平的隔断房，谈着一个八百公里外、连我长什么样都不记得的男朋友。
我真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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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江城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三月夜晚的风凉得像冰水，灌进领口里激得我直哆嗦。出租车排着长队，我懒得等，打开手机叫了个网约车。等了十五分钟，车到了，是一辆银灰色的比亚迪，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面相挺和善。
“姑娘，这么晚才到啊？”大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嗯。”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大姐大概看出我不想说话，不再问了。车里放着广播，是一个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用那种黏糊糊的声音念着听众来信——“我和他在一起五年了，可他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这次连情人节都忘了。我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
我忽然笑了。
大姐从后视镜里又看了我一眼：“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觉得这世界上傻子真多。”
大姐也笑了：“谁年轻时候没傻过几回呢。”
车窗外，江城的夜景一帧一帧地往后跑。这座城市的夜晚永远亮着灯，永远有人醒着，永远有人在哭、在笑、在爱、在恨。它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也不管你心里装着多少委屈，它就这么亮着，冷冰冰地亮着。
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四年，从来没觉得它属于我。它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我是里面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转着转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拧下来扔了。
手机震了一下。
陈屿白发了一条消息，很长很长，我扫了一眼开头——“田颖，对不起，我想了一路，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我没往下看。
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会道歉，会反省，会承诺改正，会说一堆让我心软的话。然后我原谅他，我们和好如初，过几个月老毛病又犯，再吵、再道歉、再和好——循环往复，直到耗尽所有的力气。
可我不想再这样了。
不是不爱。
是累了。
爱一个人应该让人变得更好，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我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不是去听他道歉的，是去确认他还爱不爱我的。现在确认了——他爱的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田颖，一个永远在八百公里外、不会打扰他、不会让他为难、只需要偶尔打几个电话就能维护的符号。
可我不是符号。
我是个人。
我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不甘心。我会老，会丑，会生病，会有数不清的缺点。如果他现在都记不住我的脸，以后呢？以后我更老更丑更狼狈的时候，他还会记得我吗？
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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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走进办公室。前台小妹赵晓艺看见我吓了一跳：“田姐，你昨天晚上干嘛了？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没睡好。”我敷衍了一句，钻进自己的工位。
我们公司叫“锦程建材”，听起来挺大气的，其实就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老板叫周锦程，四十出头，瘦高个，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比谁都精。公司主要做建筑材料的代理和销售，我在行政部，管的是后勤、人事、杂七杂八的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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