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末，苏格兰高地，洛蒙德湖畔一处废弃的狩猎小屋
一月的苏格兰高地，是铅灰色天空与墨绿色山峦的冰冷对峙，洛蒙德湖面覆盖着薄冰，在惨淡的日光下泛着死寂的光泽。
湖畔山坡上，那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狩猎石屋已荒废多年，窗户用厚木板钉死，烟囱久无炊烟，唯有今夜，在凛冽的寒风呼啸掩盖下，从屋后一处极其隐蔽、被茂密枯藤遮蔽的入口，透出了一丝微弱跳动的煤油灯光。
屋内弥漫着潮湿的石头、陈年灰尘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味，壁炉被重新启用，但只燃着几根耐烧的泥炭，提供有限的光热。
围坐在一张粗糙木桌旁的，是几位绝不应该在此地同时出现的人。
来自威尔士的格温·埃文斯，一位五十余岁、面容清癯的大学历史教授，也是地下“威尔士自由联盟”的隐秘核心。
他穿着厚呢外套，围着格子围巾，镜片后的眼睛在昏黄光线下显得异常明亮而疲惫。
他身旁是摩根·琼斯，前矿工领袖。
来自苏格兰的阿拉斯代尔·麦克塔维什，一位曾在爱丁堡担任律师，如今是“苏格兰独立兄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的中年人，他举止谨慎，衣着虽旧但整洁。
与他同来的是伊恩·卡梅隆，一位年轻的诗人兼记者，脸颊瘦削，眼神中燃烧着狂热的民族主义火焰，以及一种对当前政权的深刻鄙夷。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
格温·埃文斯首先开口，他的威尔士口音在压低的声音中显得格外凝重：“伦敦的沉默是把我们都绑在炸药桶上等死，莫斯利和他那些‘革命同志’，宁愿抱着他们的红色旗帜和唐宁街的办公桌一起被德国人的‘太阳’烧成玻璃，也不肯面对现实，他们想当殉道者，我们威尔士人没有义务陪葬。”
“殉道者？”伊恩·卡梅隆嗤笑一声，声音里充满了年轻的愤怒和讥讽：“他们是一群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的蠢货！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看看他们搞成了什么样子！配给制比战争时期还严，秘密警察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工厂被‘人民委员’管得效率低下，除了口号和标语，他们给了苏格兰什么？除了更高的税收、更多的征调，和现在这该死的、被德国人用核弹瞄准的‘荣耀’！”
摩根·琼斯重重地哼了一声：“矿工们在井下流血流汗，不是为了给伦敦老爷们虚无缥缈的‘世界革命’垫背，现在好了，革命没见着，死神倒要上门了，如果跟德国人谈判，他们的条件肯定会很苛刻，但至少……至少是条活路。”
“莫斯利连谈都不谈，他这是要拿整个不列颠的工人家庭，去赌德国人会不会手软！我们威尔士的河谷和城镇，不该成为这种疯狂赌注的筹码。”
阿拉斯代尔·麦克塔维什推了推眼镜，语气更为冷静，但内容同样尖锐：“从法律和历史角度看，不管是过去的联合王国还是不列颠联盟本身都是一个基于条约的共同体，当这个共同体的中央政府，其决策明显且不可避免地会将所有组成部分导向毁灭时，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历史上拥有独特宪政地位和民族认同的部分，是否有权利……甚至有义务，采取行动以保障自身人民的生存与基本权益？莫斯利政权已经丧失了理性治理的能力，它不再代表苏格兰的利益，甚至不再代表不列颠的整体利益，只代表它自身那种脱离现实的顽固。”
他的话为他们的秘密聚会提供了法理和道义上的辩护，尽管这辩护在伦敦看来无疑是叛逆。
“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格温·埃文斯切入了核心。
“等待伦敦回心转意？恐怕等到的是柏林的最后耐心耗尽。自己单方面宣布独立？没有国际承认，没有武装力量，在德军的封锁或打击下只会瞬间瓦解。”
屋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泥炭燃烧微弱的噼啪声。
伊恩·卡梅隆压低声音，眼中闪烁着冒险的光芒：“也许我们不需要单方面宣布，也许我们可以……让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特别是……某些希望不列海岸线是和平的人。”他暗示着与德国进行某种接触的可能性。
摩根·琼斯警惕地看着他：“和德国人打交道？那是与虎谋皮！”
“那也比坐在家里等着被莫斯利拖进坟墓强！”
卡梅隆争辩道：“德国人要的是一个无害的、不再构成威胁的邻居，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或者一个高度自治的威尔士，承诺永久中立，解除武装，难道不比一个由狂热社会主义者统治、可能成为美国前沿基地的统一英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吗？”
麦克塔维什谨慎地补充：“这需要极其小心的试探。不能直接联系柏林，那太危险，容易被莫斯利的秘密警察察觉，也可能被德国人视为儿戏。或许……可以通过某些中立国的渠道，或者爱尔兰的关系？” 爱尔兰与德国关系特殊，且与苏格兰、威尔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联系，是一个可能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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