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下旬，东京，原日本陆军省大楼会议厅
这座曾为帝国战争机器核心决策地的建筑，如今笼罩在一种冰冷压抑的氛围中。
厚重的橡木大门紧闭，门外由德中两军士兵混合编组的卫队严密把守，刺刀在昏暗走廊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会议厅内部，巨大的旭日纹章已被粗糙地铲除，留下斑驳的墙面，象征着旧时代被强行剥离的伤疤。
长条会议桌旁，气氛凝重。
与会者分为三方，界限分明：
一端，是以德属东亚总督赫尔穆特·冯·穆克海军元帅为首的代表团。
穆克元帅本人因需坐镇青岛及协调对南洋残余日军的清剿并未亲自出席，代表他的是其参谋长、陆军中将埃里希·冯·龙德施泰德及几位来自经济、法律和民政部门的德国专家。
他们身着笔挺的制服或深色西装，坐姿端正，面前文件摆放整齐。
另一端，是以中国程将军为首的代表团。
程将军的随员包括军方代表、精通日语的文宣官员，以及两位从国内紧急调派的国际法顾问。他们的衣着相对朴素，但眼神锐利，关注点明确。
靠墙的侧席，则是寥寥数名被允许“旁听”的日本人员。
他们是战败后迅速表态“合作”、且在旧官僚体系中被认为相对“清白”或能力突出的前官员，如原商工省次官堀切芳雄、东京都知事冈本忠雄等。
他们低眉顺眼，面前只有纸笔，没有任何发言标识，如同会议室里的家具或记录器，沉默地见证着决定他们国家命运的讨论。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宣告：日本已无资格参与关于自身未来的核心决策。
会议开场由伦德施泰特中将主导，他首先以流利的英语（作为会议官方语言）阐述了德方对日占领的基本目标：非军事化、民主化（按西方理解）、经济重建以服务地区稳定，以及彻底肃清军国主义思想根源。
他的发言逻辑清晰，引用了大量柏林方面关于战后秩序构建的指导文件，强调“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和“基于法治的改造”。
程将军通过翻译聆听，随即用沉稳有力的中文回应，由身旁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军官翻译成英语。
他首先强调了中国人民在漫长抗战中承受的巨大牺牲与苦难，指出对日改造的首要目标是 “彻底清算历史罪行，确保侵略悲剧永不重演” ，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日本人民“摆脱军国主义蛊惑，建立和平发展的国家”。
他特别提到，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牵制并最终击败了日本陆军主力，对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因此在关乎日本未来道路，尤其是涉及历史认知、教育文化改造等核心问题上，中国 “拥有不可剥夺的发言权和主导责任”。
“主导责任”这个词一出，会议厅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
伦德施泰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平静但毫不退让：“程将军，贵国军队的牺牲与贡献毋庸置疑，然而，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全局。日本帝国的最终投降，是在德意志帝国展示了压倒性的战略能力后，于我国战舰上签署的。其庞大的海军力量，始终由帝国海军及盟友在太平洋主要战场所牵制和消耗。”
“此外，我国在战后秩序构建、国际法实践以及现代化国家治理技术方面，拥有更为系统的经验和资源，因此，我们认为，由德意志帝国主导对日改造的整体框架和关键技术环节，更能确保改造的彻底性与效率，避免留下隐患。”
一位德方经济专家补充道：“例如，解散财阀、重组工业体系、引入现代金融监管，这些复杂的经济手术，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中方一位文宣官员立刻反驳：“历史清算与民族精神的重塑，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涉及对侵略罪行的彻底调查、战犯的公正审判、教科书的修订、对受害民族的道歉与赔偿等，这些工作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由遭受侵略最深重的邻国来主导把握，否则，如何能保证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在形式上‘民主’的伪装下再次滋生？”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迅速表面化。德方强调“效率”、“系统”、“技术”和“全局秩序”，隐隐带着一种文明导师的姿态；中方则紧扣“历史正义”、“受害体验”、“文化根源”和“地区安全”，寸步不让。
墙边的日本旁听者们头垂得更低，堀切芳雄的笔尖在纸上无意识地划动着，记录着这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外来者们，如何将他们的祖国视为一件需要被“修理”或“重塑”的物品，并为由谁来动手而争论。
会议陷入了僵局，气氛越来越沉闷。程将军面色严肃，伦德施泰特的表情也愈发冰冷。
主导权之争，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就在这时，一个相对温和的声音插了进来。发言的是德方代表团中一位年纪稍长、负责民政与法律事务的官员，汉斯·格奥尔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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