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
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正常运行、各级官吏要正常开支，只能采取加赋加派的方法强收豪夺了。据说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竟然高达两千余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已经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更为可恶的是，老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不是简单的提高倍这样简单。因为各级贪官污吏都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有人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于是，一个误区、一个怪圈就此形成。大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军队，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朝廷到了如此地步，就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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