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是中国科学社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的人。
金邦正说：“没错，请问阁下是？”
“哦，本人陈仲甫，”对方礼貌回道，“我刚刚创办了一本《青年杂志》，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还有《科学杂志》出版，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
李谕笑道：“好说，好说，先生请进！”
这个忙真的要帮。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
而那本《青年杂志》，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新青年》。
“你就是李谕先生？”陈仲甫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发行量1000份。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
陈仲甫说：“是的，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
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观点，才决定回国发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不过嘛，他们两人“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青年杂志》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就是这个原因，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
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如若可以，希望能为我的《青年杂志》写篇稿件。”
李谕果断道：“没有问题，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
陈仲甫高兴道：“太好了！要是有您的稿件，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
李谕笑道：“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陈仲甫道：“先生请讲。”
李谕翻开杂志，“以后能不能全部改用白话文？”
“全部？”陈仲甫问。
“我大体看了看，阁下对封建礼教极为不满，思想非常新，文言文一直垄断文体，白话文则不入流，”李谕顿了顿说，“但白话文易于传播，更便于翻译，好处不要太多。”
陈仲甫点点头：“我同意是同意，就怕找不到足够好的白话文章，反而为别人所攻讦。”
金邦正说：“有什么好怕的，《科学杂志》全用白话文，也使用新式标点，照样发行越来越好。”
陈仲甫说：“不一样的，你们是纯科学杂志，别人说不出什么；如果是文科文章，不仅要有内容，也要保证文采，否则一些穷酸文人必然会挑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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