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想到一些好的人选，可以写不错的白话文章，比如，”李谕拿起一封胡适的稿件，“留美学生。”
陈仲甫知道这些留学生必然受过严格教育，又是“洋状元”，思想比较新，让他们写白话文说不定真不错，“麻烦先生代为求稿。”
“举手之劳，”李谕说，“目前美国也在搞文学运动，尤其是新诗方面，各种草原诗人、意象派诗人、新抒情诗人和实验主义者纷纷出版了作品，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有人说这是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
陈仲甫说：“既如此，留美学生必然感同身受，愿用白话文？”
李谕说：“其实不仅他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方便的白话文，不是吗？”
陈仲甫笑道：“先生说得对，白话文轻松舒服太多。”
应该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用白话文撰写。
李谕说：“对了，能不能把这几本杂志都留给我，做个纪念？”
陈仲甫说：“先生收下便是。”
这本杂志还是挺有收藏价值的，最上面有一行法文刊名。
当天李谕写就了一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科学思想，仍然包括可证伪性，让大家对“什么是科学”继续加深一些印象。有那么一点哲学范畴。考虑这本杂志的定位并非纯粹科普杂志，普及科学思想更加契合。
况且科学思想在这种愚昧仍旧横行的时代十分重要。
李谕不止一次在讨论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意还多提了提科学角度的进化论，目前国内对科学理解最深的恐怕就是进化论，但可能也是理解最偏的，再偏的话，李谕真怕搞出社会达尔文。
递出稿件后，李谕又给胡适与杜威分别发了一封电报。给胡适的只是很常规的一些话，比如劝他思考一下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讨论时事，是否要参与政治，以及如何找好定位。——都是些大学教导员的寻常话术。
然后把国内需要白话文相关文章的事情告诉他，让他在留学生团体中宣扬宣扬。反正胡适一直是白话文的鼎力支持者，让他办这件事绝对没问题。而且以他的性格，肯定愿意做这种开创性的头一人。
李谕又在考虑要不要让迅哥早点出手？胡的白话文水平只能开个头，真要让白话文掀起风浪，还得鲁迅这种大神。
至于给杜威的电报，则只需要让他帮忙对胡适的毕业论文要求严格一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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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那边，该来的终究会来。
12月11日，参政院进行国体投票的总开票，结果共计1993名议员出席，既无人反对，也没有废票，全体如事先所预定，均“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老袁同志当初可是发过维护民主共和的誓词，为了立贞节牌坊，随即发了一个申令：“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
“……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爱我之议员，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反正都是自己人，明白套路。袁世凯发了申令后，下头立马上了第二次推戴书，这一次就明显肉麻极了。
而且为了帮袁世凯站住道义，又举出了民意大旗。
袁世凯见民意如此，只能勉为其难地选择就任皇帝宝座，随即展开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
这是民初的一记重磅炸弹，梁启超匆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豫园。
“真是无法无天！”梁启超大骂着，“袁项城本来不失为一个人物，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个怪魔人物！”
李谕给他冲了一杯茶，“任公消消气。”
“我以前怎么这么糊涂！”梁启超继续自顾自说，“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本来就是全天下最会说谎之人！曾经作为前清托孤大臣而卖清，现在为民国之公仆又盗窃民国！全天下四分之一之人羞为其统治！”
李谕知道后续发展，并不太慌，“任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梁启超说：“袁项城是中国祸乱的种子，多统治一日，祸乱程度就加深一日！当然是集结力量将他彻底推翻。”
李谕问：“蔡锷将军离开京城了吗？”
“估计已经到了日本，”梁启超说，“过去我也错怪他了，还以为他真的流连于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醉倒温柔乡。几天前，他突然拿到医院的证明，请了三个月病假，要去日本看病，实则是逃出京城。”
李谕说：“蔡将军的病，也是真的病。”
“身不由己，”梁启超说，“希望等他回到云南起兵后，一切顺利。现在北洋军里有了内讧，段祺瑞一直反对帝制，不会披甲上阵；冯国璋被坑那么惨，更不会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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