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第一次集会，杨烜的发言使议员们备受鼓舞。
有个官僚代表问道：“大元帅，我想问下，咱们军政府留用了许多旧官僚、胥吏。以后，军政府会一直留用他们吗？”
杨烜笑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他们尽心办事，一心为公，我们当然会一直留用他们。”
当时广西州县，大县人口可达十几万，一县胥吏则在一千人左右。一名官吏需对应一百多口人，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政府组织效率绝对高不了。
杨烜已经下令，要求各级军政府应至少留用一半胥吏，以保证政权稳定。
开明缙绅邹文清问道：“大帅，均田免赋一旦实施，地主皆要失去土地。政府鼓励设厂，可地主都没有办厂经验，能成吗？”
这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杨烜对道：“诸位无需费心。军政府会帮忙筹建若干个工厂，吸收地主参股。等工厂进入正轨后，再交由股东管理。
“我们的思路是，先集中精力、财力培养几个大工厂，形成示范效应。有了大工厂，就能带动形成小工厂，就能形成一大片产业。
“对于工商业，我们军政府是极力提倡的。英法美三国船坚炮利，都是建立在发达的工商业基础上的。我们华夏一直以农业立国，在农业时代是无可匹敌的世界强国。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工商业，摆脱小农经济，才能复兴华夏，才能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因此，暨南军政府将大力鼓励工商业，将大力提高商人地位。在工商业领域，军政府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商人皆可涉足，不必请求官府同意。”
杨烜谈到高兴处，干脆拓展开了讲，借议员提问，阐述起军政府的施政纲领。
这一番工商业“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言论，出自杨烜之口，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
在封建时代，历朝历代为了维护皇权，都坚决主张“重农抑商”。因为商业活动必然促进经济流通、人员流动，这对古代皇权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威胁。
明清时，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但朱氏和爱新觉罗氏都没有鼓励工商业的见识。清初康、雍、乾三帝皆为雄主，却不约而同地选择闭关锁国，继续强化“重农抑商”政策。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至1851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尾声。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人类也将进入“电气时代”。
古老的华夏，仍旧深陷小农经济的陷阱。满清无能，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禁不肯睁眼看世界，反而更加排外，对工商业发展百般掣肘。
譬如，当时便有规定，民间开矿等“重工业”需要工部“部照”（营业执照），买卖生丝等“轻工业”需要户部“部照”。至于开设票号等“金融服务业”，不仅需要户部“部照”，还要求同行提供担保。
清朝维持集权，一靠军机处统揽军政大权，二靠内阁六部。工部、户部皆为内阁中的重要部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实权部门。
地方商人要经营工商业，竟然要跑到中央实权部门讨要“部照”，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各级官吏都要靠这些特权寻租，从商人身上敲骨吸髓。清末时，光绪帝力推戊戌变法，地方毫无响应。袁世凯执掌北洋，老于吏事，主持官制改革时，亦遭到群臣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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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之积重难返，由此可见一斑矣。
暨南军政府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解开了千百年来加上商人头上的枷锁，意义极为重大。
邹文清是南宁富商，精明强干，自然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倒是有个旧官僚，不免有些疑惑，问道：
“华夏历来崇尚节俭，重农抑商。如果军政府鼓励工商业，会不会造成富人益富、穷人益穷，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对于这种论调，杨烜十分不屑，反驳道：“华夏之所以重农抑商，是因为历朝历代都竭力维持小农经济。在这种小农经济下，国家治理成本最低，社会活力最小，最有利于维护皇权。
“究其根本，实施重农抑商，纯粹是中央王朝无能，以一己之私，废天下之公。同样的，崇尚节俭，也是因为中央王朝无能，无力发展经济，民间穷困，朝廷亦无钱。
“在英、法、美等外国，拥有财富并不可耻，却能赢得社会的尊敬。外国政府鼓励百姓赚钱，鼓励百姓花钱消费。你们也许感到不可思议，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军政府鼓励民间致富，比“法无禁止皆可为”更能震撼人心。
其实，世上又哪有不爱财的人呢？在座的议员，不管是旧官僚还是缙绅，哪个不曾想方设法搞钱？正所谓“一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即便是李孟群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员也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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