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早上起床后哼起歌，夫人安娜在厨房里听见，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惊讶：“你今天是中彩票了还是当选德国总理？”
奥古斯特一边系领带一边笑：“比这些还让人高兴。”
他没有多说，安娜也没多问，结婚二十多年，她早就习惯了这个德国男人偶尔的神秘主义。
事实上，让他心情好的那件事，已经过去三天了，但他每次想起来，还是忍不住嘴角上扬。
三天前，在巴黎举行的欧洲脊柱外科学会年会上，发生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
那是会议的最后一个下午，所有的大报告都已经结束，只剩下一些自由交流和茶歇时间。他正站在展台前，跟几个年轻的德国医生讨论问题，忽然感觉身后有人走近。
他转过身，看见了密尔顿。
那个英国人站在两米开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标志性的方框眼镜后面，是一张表情复杂的脸。
奥古斯特愣了一下，他和密尔顿认识快二十年了，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针锋相对。他们争论手术入路，争论内固定的选择，争论融合与非融合的优劣，争论几乎每一个能争论的问题。这种争论持续了十几年，后来演变成更直接的竞争，竞争欧洲脊柱外科协会主席的位置。
三年前，奥古斯特当选了，密尔顿输得很不甘心，会后拒绝跟他握手。
当密尔顿站在他面前时，奥古斯特的第一反应是：他要干什么？
旁边的年轻医生们显然也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纷纷找借口散开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奥古斯特。”密尔顿先开口，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一些，不像在学术辩论时那样咄咄逼人。
“密尔顿。”奥古斯特点点头，等着他的下文。
沉默片刻，密尔顿说了一句话，让奥古斯特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我一直不愿意承认，”密尔顿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吃力，“但今天，我必须正式承认，你的那篇关于复杂脊柱畸形的论文，我看了，那些手术录像，我也看了，我做不到，我尝试过，但是一直没有做到。”
奥古斯特一愣。
密尔顿继续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争论，我以为我们只是观点不同，水平相当。但看了你最近两年的工作，我知道我错了，你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远远地走在前面，我追不上了。”
他说完，伸出手。
奥古斯特看着那只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握住。
“谢谢你，密尔顿。”他说，声音也有些发涩，“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
密尔顿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这是密尔顿正式清晰向奥古斯特认输，虽然之前他私下多次表示过这种意思，但是正式表态是第一次。
奥古斯特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老对手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有胜利的喜悦，有被承认的满足，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感伤，突然心里空空的。
二十年的对手，终于承认不如他。
三天后，奥古斯特坐在慕尼黑家中的书房里，还在想这件事。
书房不大，但很整洁。一面墙是书架，塞满了各种专业书籍和期刊。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字画，是他从三博带回来的。画的是竹子，旁边题了一句诗：“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他懂诗，也喜欢这幅画。
三年前，他四十八岁，已经在德国脊柱外科界小有名气，但总觉得到了一个瓶颈期。手术能做，论文能写，会议能讲，但就是感觉缺了点什么。那是一种说不清的停滞感，像一列火车开到了平原上，一眼望得到尽头，再也没有翻山越岭的刺激。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马来西亚看到杨平做手术，经过深思熟虑，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同事都不理解的决定，去中国进修三个月。
“你疯了？”他的同事说，“你已经成名了，去中国跟一个年轻医生学习？”
他没有解释。
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
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那三个月，改变了他对手术的理解，也改变了他对医学的理解。
他记得第一次进三博手术室的时候，看见杨平做一台极复杂的脊柱侧弯矫形。那个病人的脊柱弯曲到超过九十多度，还伴有严重旋转畸形，常规方法根本处理不了。杨教授站在手术台前不慌不忙，他在旁边看着，看着杨教授一点一点把那根扭曲的脊柱扳直，看着那些钉子准确地打在应该打的位置上，看着那些截骨断面完美地对合在一起。
手术结束后，他问杨教授：“你是怎么做到的？”
杨平想了想，说：“做得多了，就想得多了；想得多了，就做得更好了。”
他当时不太理解这句话，后来他才慢慢明白，那不是谦虚，是真的。
做得多了，就想得多了；想得多了，就做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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