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新的实验结果出来了。
与理论推测完全一致：在这组完全缓解的小鼠肿瘤样本中发现了极其特殊的微环境改变：
肿瘤细胞凋亡的方式是免疫沉默型凋亡，没有大量释放促炎因子，而是释放了抗炎信号和促修复信号；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从促癌表型转变为再生表型，开始分泌健康的细胞外基质；残存的肌肉卫星细胞被激活，表达肌源性分化标志物；甚至观察到了新生的毛细血管芽。
“这不是单纯的杀伤，”杨平在讨论会上展示这些数据，“这是一场有序的交接。”
他调整呼吸，试图用最准确的语言描述这个发现：
“当K因子以特定方式、在特定时机触发了肿瘤细胞的身份验伪-清除程序时，它没有引发混乱的坏死和炎症，而是启动了一套程序性的退场机制，濒死的肿瘤细胞释放出修复信号，将微环境从支持肿瘤生长状态，重置为支持组织再生状态。”
“这意味着，”他环视全场，“如果我们能精确控制K因子触发的清除路径和强度，我们可能实现的不只是肿瘤消除，而是伴随组织修复的肿瘤消除，这是真正的痊愈，而不仅仅是无瘤。”
会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这个前景太过震撼，超出了所有人最乐观的想象，要不是这话从杨教授口里说出来，大家一定不会相信。
“但这只是个例，”唐顺谨慎地提醒，“三只小鼠，一种肿瘤，特定的接种部位...”
“所以我们需要扩大验证，”杨平点头，“但首先我们要理解个例背后的原理。为什么是这种肿瘤？为什么是这个部位？K因子触发的到底是哪条具体路径，导致了这种有序退场？”
他布置了新的任务：全面分析这只完全缓解小鼠模型中，肿瘤细胞从K因子结合到最终消失全过程的所有分子事件，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观组，时间序列取样，单细胞分辨率。
“我们要为这奇迹般的痊愈，绘制一张完整的分子路径图。”杨平说，“如果这条路存在，我们就要找到它、理解它、然后复制它，否则我们永远在表面打转。”
全球样本的征集从未停止，但重点已经从广度转向深度。杨平要求对每一份有特殊反应的样本，无论是完全缓解、还是罕见副作用、还是意料之外的伴随效应，都进行最深入的多组学分析。
与此同时，理论模型也在快速迭代。
杨平将他的“三层模型”进一步细化，提出了细胞身份状态的理论框架：每一个细胞都处于一个由三个坐标定义的状态空间中：身份确认度是细胞表达正确身份标志的程度（TIM系统的功能）；功能适配度是细胞执行其应有功能的能力；秩序符合度是细胞对整体组织秩序的贡献程度。正常细胞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处于高值。
癌细胞试图通过劫持身份确认系统，提高维度1的虚假读数，来补偿其低下的功能适配度和负面的秩序符合度。
K因子的作用，是强行校正身份确认度的读数，暴露出维度2和3的真实低值，从而触发秩序维护协议。
基于这个框架，杨平团队开始尝试做一件前所未有的工作：用这个假说理论来做一些预测。
不是预测哪个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症，而是预测对于一个给定TIM变体表达的肿瘤，哪种K因子变体以何种方式作用，最可能触发哪条清除路径，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微环境后续效应。
这需要整合结构生物学、系统生物学、计算生物学和临床医学的所有知识。
南都医大数字医学实验室那边为了杨平的实验，特意构建了一个名为“生命逻辑模拟器”的人工智能辅助系统。
系统的第一次实战测试，针对的是凯瑟琳博士从安德森癌症中心送来的一份特殊样本：一位对七种靶向药和两种免疫疗法全部耐药、理论上已无药可治的晚期结肠癌患者的肝转移灶活检标本。
样本到达后72小时内，三博完成了TIM的快速测序和结构预测，这是一个罕见的TIM-F亚家族变体，在数据库中只有三例类似记录。
模型小组将数据输入“生命逻辑模拟器”。
系统运行了六个小时，整合了该肿瘤的转录组特征、微环境组成、患者全身免疫状态等1297个参数，最终输出了三条推荐策略：
策略一（概率42%）：设计针对该TIM变体C端特殊环区的K因子变体，预测可能触发内质网应激相关的非经典凋亡； 策略二（概率31%）：设计能同时结合该TIM和邻近PD-L1的双特异性K因子，预测可能同时触发凋亡和恢复T细胞杀伤； 策略三（概率18%）：设计穿透型K因子，攻击TIM的跨膜区，预测可能诱导溶酶体途径的细胞死亡。
“为什么概率都不高？”宋子墨问。
“因为这是高度耐药的晚期肿瘤，”杨平解释，“它的系统已经经过了多重进化选择，劫持得更深，备用通路更多。我们的模型诚实地说：没有保证成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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