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选哪个？”
杨平凝视着三条路径的详细分子机制预测。
策略一最直接，但可能被肿瘤已有的应激耐受机制抵抗；策略二最巧妙，但设计难度大、生产周期长；策略三最新颖，但可能对正常细胞也有毒性。
“做三个都做，”杨平决定，“但在优先级上我选三。”
所有人都看向他。
“教授，您的理由？”
因为大家现在感觉已经跟不上教授的节奏的了。
“从演化逻辑上讲，”杨平调出模型的深层分析，“一个肿瘤如果已经对如此多的靶向和免疫治疗耐药，说明它在应对细胞外攻击方面已经进化出强大防御。但穿透细胞膜、从内部攻击，这是它可能没有充分准备的战线。而且，溶酶体途径的死亡通常释放较少的促修复信号，更适合这种晚期、高度恶性的情况。”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验证底层协议理论的普适性，我们需要测试不同类型的警报信号。跨膜区攻击是一种物理性破坏，是比构象改变更强烈的系统入侵警报。如果连这种信号都能被底层协议识别并转化为清除指令，那理论的根基就更加牢固。”
但是设计穿透型K因子需要克服两大难题：一是让大分子蛋白能够穿过细胞膜，二是保证穿膜后仍能精准结合目标。他们借鉴了病毒穿膜肽和抗体穿透技术，设计出一种pH敏感的构象切换K因子：在肿瘤微环境的酸性条件下，暴露出穿膜序列和靶向序列；进入细胞中性pH环境后，穿膜序列隐藏，靶向序列完全暴露。
没有个新理论，设计K因子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第一个K因子不过是自然产生的，只是被偶然发现。
宋子墨、唐顺、陆小路，他们已经感觉自己的知识不够用，教授说的这些东西他们很是迷糊，甚至完全听不懂。
“教授……”唐顺不得不提出来。
杨平摆摆手：“暂时听不懂没关系，先照我的去做，我着急知道每一次的结论，以后有空我会慢慢跟你们详细讲解。”
从设计到生产出第一批实验用蛋白，用了一周时间。
体外实验的结果令人振奋：这种新型K因子对耐药结肠癌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是传统K因子的五十分之一，而且确实观察到大量细胞死于溶酶体破裂途径。
但真正的考验在动物模型。
人源肿瘤异种移植小鼠在治疗开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应：肿瘤在前三天居然迅速缩小50%，然后进入平台期，第7天开始出现二次缩小，到第14天，六只小鼠中的四只肿瘤完全消失，两只残留小于10%。
病理分析显示：肿瘤细胞确实经历了大规模的溶酶体途径死亡，但与预测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相对有序，没有引发严重的局部炎症。残留的肿瘤床出现了明显的纤维化和血管退化，但没有观察到正常组织的明显再生。
“部分符合，部分偏离，”杨平审视着数据，“但关键是它奏效了。对一个多重耐药的绝症模型，我们实现了完全或近完全缓解，虽然是动物实验，而且是最理想的环境下。”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论框架是有预测力的。我们第一次不是靠试错，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对癌细胞系统逻辑的理解，设计出了有效的治疗策略。”
“生命逻辑模拟器”的第一次实战，得分不算完美，但足以证明方向正确。
就在三博团队沉浸在突破的兴奋中时，凯瑟琳博士在收到那份耐药结肠癌样本的治疗结果报告后，她沉默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给杨平打了越洋电话。
“杨教授，”凯瑟琳博士压低声音，“上周在苏黎世的一个小型肿瘤系统生物学研讨会上，有两个人做了非常有趣的主题演讲。一个是德国马普所的，他引用了癌细胞身份状态假说；另一个是MIT的，她在开发细胞命运决策的量子计算模型。这两个演讲，都引用了你们团队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
“那几篇论文里，你们提出了新的肿瘤分型框架，不是基于基因突变，而是基于细胞状态稳定性和身份信号熵值。当时很多人没注意，现在这两个演讲者注意到了。”
“我知道科学是开放的，但商业和政治不是。”凯瑟琳博士直截了当，“杨教授，如果你们真的在接近某个根本性的发现，并且可能指导设计下一代疗法的理论，大药企的间谍、竞争对手的探子、甚至国家层面的情报人员，很快都会嗅到味道。”
“我已经收到三家顶级药企的学术合作邀约，条件优厚得可疑。他们都拐弯抹角地打听三博的最新方向。我什么都没说，但别人不一定。”
挂断电话后，杨平召开了核心团队保密会议。
“凯瑟琳博士的提醒是对的，”杨平说，“我们的理论框架一旦完整公布，会改变整个抗癌药物开发的逻辑。从寻找靶点攻击到理解系统干预，这不仅仅是技术升级，是革命。而革命从来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我们遭遇的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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