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由于纸币逐渐贬值，且贬值愈来愈厉害，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专用纸币之法，改行钱钞并用的制度。
明朝的纸币，是朱元璋洪武八年发行的。
纸币的名称叫大明通行宝钞。
宝钞面额分六种：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
每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
金银只可以用来领用钞票，不许流通。
持有金银者，不许私下交易，只能卖给政府。
洪武十年规定，一百文以下的数目用铜钱支付。
商税的输纳，七成用钞，三成用钱。
洪武二十二年，由于流通的需要，加印发行小钞，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共五种。
在形制方面，大明宝钞四周有龙纹花栏，上面横题的大明通行宝钞六个字。
花纹栏内两边各有四个字一行的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有钱贯的图样。下面则印明为中方省或户部奏准印造，与制钱通行，伪造者斩，以及告发者的赏银数目。末有洪武年月日。
洪武以后，虽然继续发行，但仍用洪武年号。
一贯的大钞，长约9.5市寸，宽为6市寸，一贯以下的小钞，长宽都小得多。其形制大小钞没有多大分别。
明代实行的纸币制度与宋元比较有三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在实行纸币制度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种形制的钞票。这与元朝的纸币不同。
元代在几十年间，自己的钞票改了几次名称。
二是明朝的纸币不实行分界的办法，由于旧钞越来越多，以新换旧、从中舞弊的倒钞问题十分突出。
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势下，商人对钞票的新旧加以差别对待，同时税务、钞局官员，利用新旧钞票价格的不同，强迫人民用新钞纳税，他们则换成破烂钞票送缴国库，从中取利。
三是白银的流通越来越广，信誉极高，终于成为明朝的正式货币。在白银流通不断扩展的形势下，大明宝钞的流通范围却越来越小，以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正统(公元1436年)以后，宝钞已不通行，只有官傣还是用钞折付。
由于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具有许多优点，在纸币已不通行的情况下，仍被许多人认为有必要保存。
直到大明末年，还以钞票来代表货币，或称钱钞，或称钞银，而实际上支付的却是银或钱。这说明纸币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另一方面，由于纸币易于印制，易于为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搜刮民脂民膏，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直至明王朝即将灭亡的明末，仍念念不忘发行钞票。
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由于财政困难，给事中惠世杨曾建议用钞。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给事中何楷又请行钞。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蒋臣的行钞建议曾获得在朝掌管财政的大臣倪元路等人的赞同。
最高统治者思宗朱由检更是争不可待，愿行钞法。
当时，户部议行钞法有许多好处，一日造之本省，一日行之途广，三日资之也轻，四日藏之也简，五日无成色之好丑，六日无称兑之轻重，七日革银匠之奸偷，八日杜盗贼之窥伺，九日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法大行，民间货卖并可不用银，银不用而专用钞，天下之银可尽实内库。
“十便十妙”的说法，虽列举了行钞的一些优点，但其要害显然在于“天下之银可尽实内库”。
当时正处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形势，这一行钞计划一传出，就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出现“京商骚然，绸缎各铺，皆卷筐而去”的局面，明末阁臣蒋德嫌也说:“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崇祯统治者急于推行的行钞计划，随着明政权的崩溃而彻底破产。
“我已经让人从韦家庄调纸币过来了！现在就可以将海防钱庄的牌子竖起来，在天津卫旁边划出一片方圆百里之地，我要造天津卫新城，海防总督衙门要占到天津卫新城的五分之一！可以容纳十万大军驻防和训练。”韦宝道：‘另外，今天就发布公告，今后所有与衙门往来金钱，一律到海防钱庄兑换成天地会纸币支付，存储。并且发布公告，以前未交税的无产农民，过去的税都免了，不再追缴！整个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之老百姓，全部重新登记户籍。从今往后，各地衙门只有登记催缴的权力，没有直接收取现金的权力，一切现金，由当事人直接到各地海防钱庄缴纳。’
韦宝一连说了好几条政令，杨雪赶忙记下来。
吴雪霞和王秋雅没有来天津卫，她现在就是韦总裁的贴身秘书。
“这个公告发出去，恐怕要引起轩然大波了。以前拖欠的税款，朝廷肯定收不上去的，都是各级衙门自己截留下来，现在不但不追缴以前的欠款，还不准他们再实收现金，他们不得气疯了吗、”杨雪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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