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是明朝税收的另一大重要的来源，主要包括市税、关税和舶税三种。关税，又称“通过税“，是指在商人比经交通要道设关立卡，征收通过税。
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开始在水道上设立关卡，征收船料费，按船之大小长阔，定其税额。
对于关税，明初市税基本上按三十取一和“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税“的原则征收，但到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施行钞法，商市从门摊向市肆发展，才课税于门肆门摊。
明初对各国舶货免征舶税，至明穆宗隆庆年间松开海禁后，才实行舶税制。
为了加强对商税的管理，明律还对匿税者规定了刑事责任，大明律规定：凡城镇乡村的商贸集市和海港码头，都由官府设置的人员专门管理；凡客商匿税及酒醋店铺不纳税者，笞五十，货物一半入官。为了奖励告发偷税漏税者，还将没收货物的十分之三给予告发人。
对客商船户发给“印信”、“文簿”，登记其籍入官。
此外，明律要求承办茶盐专卖的商户年终纳齐商税，否则，以不足数额的多少分别给予笞杖刑的处罚，并强制完税纳官。
韦宝有了这么大一片地区的管理权之后，可以把赋税和商税，还有租用船只，海运的运费，都放到海防钱庄收取。
这样的话，海防钱庄可以预收很多银子！
韦宝不但可以预收银子，还可以正式让天地会纸币进入关内时常。
明代对内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十分发达，不但重视国内税收立法，而且对外商载货入境做了严格的规定。
在明朝以前，历代都有货币管理规定，而且铸造和印制货币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任何危害国家货币制度，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打击。
进入明朝以后，商业活动更为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作为支付的手段。
为此，《大明律》首次设立“钱法”、“钞法”专条，确立了宝钞与铜钱并行使用的制度。
按照其规定，各种钱币并行使用，不得重钱轻钞，违者处杖刑；伪造宝钞，不分首从，一律处斩，没收财产；窝主、知情者、使用者与伪造者同罪；描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私铸铜钱者处绞，匠人同罪。甚至还严厉打击私自买卖废铜的行为，违者各笞四十，以防止伪钱的铸造。
这些法律规定，对保证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经济秩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英宗正统年间，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
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
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
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
嘉靖八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
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明万历五年，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
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
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明王朝建立后的百年间，国内农业生产获得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中后期，即15世纪以后，国内城市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表现比较突出的，在全国建立了30多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活跃，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农村，佃农日益获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而佃农本身又开始分化，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佃农以及由富裕农民上升的中小地主，均乐于雇用雇工形式的劳动力。
雇工成为当时农民阶级中仅次于佃农的农业劳动力队伍。
雇工又分为两类:“计岁而受值者日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
在货币经济方面，贵金属白银开始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于宋代、继续推行于元代的纸币制度，它在明代是继续推行或是被别的货币制度取代，或是与铜钱、白银货币制度并行。
大明承袭宋元继续推行纸币制度，明朝初年，继续实行纸币制度。开始参照元代的办法，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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