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的暑假，我跟着爸妈回了湖北通山的老家。村子嵌在山坳里，一条浑浊的小河绕着村脚弯成池塘，池塘边垒着半人高的土堤坝，坝上爬满蓑草，是村里人洗衣裳、放鸭子的地方。那晚刚过八点，天就黑得扎实，山村没装路灯，只有各家堂屋的煤油灯从门缝里漏出点昏黄，衬得屋外的蛙鸣格外响亮。
爸妈和爷爷奶奶在堂屋吃饭，八仙桌上摆着腊肉炒笋、腌菜扣肉，蒸汽裹着香味飘到门口。我揣着半盒擦炮蹲在门槛上，刚点燃一根扔出去，“啪”的脆响惊得院角的鸡扑棱着翅膀乱飞。就在这时，一道绿影“呼”地从脚边蹦过——是只蚂蚱，比我拇指还粗，后腿上的红纹在微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好大的蚂蚱！”我忘了放鞭炮，起身就追。那蚂蚱蹦得极快，专往暗处钻，从院子门槛蹦到晒谷场，又往池塘方向跳。“别走远！就在院子里玩！”爸的声音从堂屋传来，带着嚼饭的含糊。我应了声“知道了”，眼睛却死死盯着那只蚂蚱，它蹦上堤坝时，我脚下一滑，摔在坝边的草堆里，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凉得我一哆嗦。
堤坝上的蓑草比人还高，风一吹就“沙沙”响，混着池塘的腥气扑面而来。我爬起来时，正好看见堤坝中间蹲着个黑影。那黑影裹着件黑衣服，蹲得很低，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着，像是在捡什么东西。我想起四舅爷就住在池塘对岸的山脚下，平时总穿件黑粗布褂子，便扬声喊：“四舅爷？是你吗？”
黑影没动，也没应声。坝上的风突然大了，蓑草晃得更厉害，遮住了堂屋漏来的微光，我看不清他的脸。“四舅爷，你在捡田螺吗？”我又喊了一声，往前走了两步。这时我才发现，那黑衣服不是普通的粗布，像是吸尽了周围所有的光，连月光（如果有的话）都照不上去，边缘模糊得像蒙了层雾。
蚂蚱停在黑影旁边的草叶上，触须一动一动的。我想绕过去抓它，刚抬起脚，突然觉得浑身发冷——不是露水的凉，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像突然泡进了冰水里。手心瞬间冒出冷汗，攥得指甲都嵌进肉里。我张了张嘴想再喊四舅爷，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只能发出细碎的“呜呜”声。
“你……你是谁？”我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黑影还是没回头，可我分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不是眼睛看，是一种沉甸甸的、带着寒意的注视，像池塘里的水，慢慢漫过我的脚脖子、膝盖，直到胸口。我不敢再往前走，也忘了抓蚂蚱，转身就往家里跑。
跑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黑影站起来了。他比我爸还高，站在堤坝中间，黑衣服在风里飘着，像一面破旗。我看不清他的脸，也不知道他朝哪个方向站，只觉得那团黑影像个洞，要把我吸进去。“啊！”我尖叫着加快速度，脚下的石头硌得脚生疼，摔了两跤才冲进院子。
堂屋的门开着，爸妈听见动静都跑了出来。我扑进妈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手指着池塘的方向：“有……有人！堤坝上有个人！”爸皱着眉拿了手电筒，带着我哥往堤坝跑，妈抱着我坐在门槛上，摸我的额头：“怎么这么烫？”我浑身发抖，说不出话，只觉得肚子疼得像有把刀在搅。
爸和哥回来时，手里拿着我追的那只大蚂蚱，说堤坝上什么人都没有，只有蓑草和几个田螺壳。“你是不是看花眼了？”爸摸我的额头，脸色一变，“这么烫！快送医院！”哥赶紧去发动拖拉机，我趴在妈怀里，感觉肚子越来越疼，后来发现裤子湿了，妈一看，是血——我尿血了。
镇医院离村里有二十多里地，拖拉机颠簸着跑了一个多小时。医生量了体温，39.9度，做了检查说可能是急性肾炎，打了退烧针和消炎针，可我还是疼得直打滚，体温也没降下来。妈急得直哭，爸蹲在医院门口抽烟，突然想起什么，说：“要不……找老陈来看看？”
老陈是邻村的“能人”，据说能“驱邪”。爸连夜让哥骑摩托车去接他，老陈来的时候快凌晨三点了，穿着件蓝布褂子，手里拿着香烛和黄纸。他让爸在医院门口烧了黄纸，又走进病房，对着我的肚子吹了三口气，嘴里念念有词。奇怪的是，吹完气后，我真的不疼了，眼皮越来越沉，没多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的烧退了，肚子也不疼了，尿血的症状也消失了。医生检查后说各项指标都正常，连他都觉得奇怪。老陈收了爸给的五十块钱，说：“那池塘不干净，以后别让孩子去那边玩。”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阳光，脑子里全是堤坝上那个黑衣人，还有老陈的话，心里怕得要命。
这事过去好几年，我上了高中，一次放假回家，和爷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聊起小时候的事，我才敢问起那个池塘。爷爷抽着旱烟，沉默了好久才说：“那池塘是民国时挖的，淹死过三个人，都是年轻人，最后一个是十年前，邻村的小伙子，摸鱼时脚滑掉下去的。”我心里咯噔一下：“爷爷，那我那天看到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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