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他喊了一声。
赵德柱从旁边的值班室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怎么了？”
“这个通风口，你们处理了吗？”
赵德柱用手电筒照了照，脸色刷地白了。“我……我忘了这个。”
隆复生没有责备他。责备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去找木板和塑料布。先把通风口从外面封死。然后去找水泥，在通风口外面砌一道小坝，把水导流到两边去。”
“现在去找水泥？这个点了——”
“我知道哪里有。社区东边那个建材店，老板姓方，他店里有一批快干水泥，是我让他备的。你去跟他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会给你的。”
赵德柱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转身跑进了雨里。
隆复生站在配电房门口，看着赵德柱消失在雨幕中。他知道赵德柱已经很努力了，但“努力”和“到位”之间，隔着的就是那一点点“不放过”。
“闲中不放过，忙中有受用。”
这句话，是隆复生父亲教给他的。父亲说，做任何事，都要在看起来没事的时候，把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抠到位。等到事情真的来了，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从容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提前付出代价换来的。
十五分钟后，赵德柱带着三个年轻人回来了，每个人手里都搬着东西——木板、塑料布、钉子、锤子、两袋快干水泥。
隆复生没有袖手旁观。他脱掉雨靴，赤脚踩在水里，和他们一起干。他钉木板的手艺不算好，但胜在稳当——每一颗钉子都钉得结结实实，每一块塑料布都铺得严严实实。
通风口封好之后，他们又开始和水泥。快干水泥需要在十分钟内用完，四个人手忙脚乱地搅拌、运输、砌筑，雨水混着水泥浆溅了一身。
隆复生的手被水泥烧得发红，但他一声没吭。
二十分钟后，一道半圆形的挡水墙在通风口外面砌好了。虽然粗糙，但足够结实。
隆复生退后两步，看了看，点了点头。
“行了。今晚配电房应该没问题了。”
赵德柱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复生……你……你是怎么做到什么都提前想到的？”
隆复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工具，一件一件地收好。
“老赵，你去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来盯着。”
“不行，你也——”
“我没事。你去吧。”
赵德柱看了看他，最终没有坚持。他知道隆复生这个人，一旦说了什么，就不会改。
赵德柱走后，隆复生独自站在配电房门口，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淌下来，流过他的脸颊，汇入脚下的积水里。他没有躲雨的意思。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晚上八点零三分。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
“是隆复生隆先生吗？我是申城应急管理办公室的。我们接到报告，说您在今天下午调动了一批应急物资，并且在新民里社区进行了防汛部署。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隆复生没有感到意外。他知道，当一个人的行动超出了常规，迟早会引起注意。
“是我。你想了解什么？”
“我们想知道，您是基于什么信息做出这些判断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气象局发布的还是橙色预警，不是红色。您的行动似乎比官方预警提前了至少四个小时。”
隆复生沉默了两秒。
“我基于三样东西。”他说，“第一，我看到了上游三个水文站的实时数据，这些数据告诉我水位上涨的速度比模型预测的快。第二，我知道申城的排水系统有一个设计上的盲区——当降雨强度超过每小时五十毫米的时候，老旧城区的管网会在六到八小时内饱和，而不是官方手册上写的十二小时。第三，我去过新民里，我知道那里的每一栋楼、每一条巷子、每一个住在一楼的老人。我不是靠数据做决策的，我是靠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隆先生，您的信息很有价值。我们这边正在评估是否要升级预警级别。如果您的判断是正确的，您可能帮我们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不是我帮你们争取了时间，”隆复生说，“是那些在基层的人帮你们争取了时间。一个退休的水文工程师在大雨天跑去江边读仪表盘，一个修了三十年自行车的老师傅翻出了一张手绘的管道图，一个菜市场的大姐在暴雨里帮七八十岁的老人搬菜摊——是他们争取了时间。我只是一个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人。”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隆先生，我记下了。谢谢您。”
“不用谢我。去干活吧。”
隆复生挂了电话，把手机揣回防水袋里。他抬头看了看天，雨势稍微小了一些，但云层依然厚重，像一块巨大的灰色海绵，随时会再次拧出水来。
他转过身，沿着新民里的主路往回走。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每走一步都要克服不小的阻力。他看到路边停着的几辆轿车已经被淹到了轮胎的上沿，车主的雨刷还竖着，像是在向天空做无望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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