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节气刚过，溪云村迎来了一年中最丰沛的生长季。茶园新芽密匝，菜园瓜果初结，后山的野杜鹃开得漫山遍野，连空气里都浮动着植物汁液的青涩甜香。然而，在这个万物勃发的时节，一种难以名状的倦怠感却像地气般悄然升起，首先从村庄的核心人物身上显露出来。
尹晴是在一个晨起时察觉的。她站在窗前，看着晨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腾，往常这景象总能让她感到平静与力量，但那天早晨，她心里空落落的。七年来第一次，她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疑问并非突然出现。它像溪底的暗流，已经流淌了许久。从为每一场争论调解，为每一个项目奔忙，为每一次选择负责，到如今溪云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典范——当“成功”本身成为日常，最初驱动她的那种改变现状的迫切与激情，似乎正在悄然褪色。
她以为这只是个人的疲惫，直到她注意到其他人的变化。
老康有三个月没动画笔了。他的画板靠在墙角，蒙着一层薄灰。有人问起，他摆摆手：“画来画去都是那些，没意思了。”可年轻时，他曾在建筑工地的铁皮屋里，就着昏黄的灯光画下第一个记忆里的溪云村。
秀兰的织娘坊最近总是提前收工。姐妹们闲聊时，她常常走神，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织了一半的布。“兰姐，这个图案怎么配线？”年轻人问她时，她要愣一会儿才回答：“你们看着办吧。”
就连最精力充沛的虎子，话也少了。他依然每天在村里忙碌，检查水管，维修路灯，协调事务，但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头不见了。有次尹晴看见他独自坐在村委会后院的石阶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发呆，烟头积了长长一截灰。
最明显的是春婶。她照常经营餐馆，但不再研发新菜，菜单半年没变过。客人问：“春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她只是笑笑：“都是家常菜，没什么特别。”
这些变化细微而分散，尚未影响村庄的正常运转。游客依然来来往往，茶园按时采摘，织娘坊照常接单，公共活动按计划举行。但那种内在的、驱动一切的“意义感”，似乎正在缓慢地流失。
林溪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挑明的人。在一个讨论“溪云村品牌升级”的会议上，她突然说：“我觉得我们最近做的所有事情，都像在……重复。设计新的文创产品，策划新的体验活动，优化新的服务流程——但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多游客？更高收入？还是仅仅因为‘溪云村就应该不断有新东西’？”
会议室陷入沉默。大家互相看着，在彼此眼中看到了相似的困惑。
“我也觉得没意思了。”秀兰轻声说，“以前织布，是想把老手艺传下去，想让姐妹们有个聚处。现在织布，是要完成订单，要维持织娘坊的运营，要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织布本身……好像没那么重要了。”
老康点头：“我画画，本是不想忘记。现在大家都说我画得好，是‘记忆守护者’。可我自己知道，有些画是为了展览画的，有些记忆是为了‘完整记忆地图’而记录的。真正的记忆……反而远了。”
虎子叹气：“我现在每天忙的都是事：这事要协调，那事要解决，这事要汇报。可这些事堆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溪云村变得更好？可怎样才算‘更好’呢？我们已经比七年前好太多了。”
尹晴听着，心里那个空洞在扩大。她意识到，溪云村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意义的危机”——不是生存危机，不是发展危机，而是当物质需求满足、外部认可获得、集体目标实现后，那个最根本的“为什么”重新浮现出来。
这种危机比任何具体问题都更难应对。因为它无法通过开会讨论、投票表决、资源投入来解决。它触及的是每个人生命深处的存在之问：我为何在此？我所做的一切有何意义？
村庄的公共话语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转变。以前大家常说：“我们要把溪云村建设成……”“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要传承好……”现在，更多听到的是：“做这个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还要继续？”
起初，尹晴试图用过去的答案来回应：“为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给后代留下更好的家园。”“为了让乡村价值被看见。”但这些话语似乎失去了分量，像反复使用的硬币，磨损了表面的光泽。
她想起七年前，大家挤在漏雨的祠堂里开会，讨论要不要尝试生态种植。那时每个人眼中都有光——不是因为确信会成功，而是因为确信这件事“值得做”。那时的意义感如此饱满：改变贫困，守护土地，寻找出路。
现在，贫困改变了，土地守护了，出路找到了。然后呢？
更年轻一代的感受不同。小波在一次少年水文观察小组的分享会上说：“我不觉得没意义啊。记录水位变化，监测水质，预测旱涝——这些能让村庄更安全，怎么能说没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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