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时光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拨快了几档。四九城的街巷，像是从一场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带着些许懵懂，却又抑制不住地透出日渐鲜活的生气。最直观的变化，是街上跑着的公交车明显多了起来，车身上蓝白或红黄相间的油漆在阳光下有些刺眼，拖着黑烟的“大通道”晃晃悠悠地穿行在尚未拓宽的马路上，售票员探出半个身子，用带着膛音的京片子吆喝着站名。自行车流也比以前更稠密了，铃声叮叮当当，汇成一片嘈杂而充满动感的背景音。
这股“鲜活”的气流，也毫无例外地灌进了大大小小的胡同，涌入了像轧钢厂职工宿舍这样的四合院里。仿佛一夜之间，院里的年轻人就“呼啦”一下冒出来许多。他们大多脸庞黝黑，带着边疆或农村的风霜痕迹，眼神里却闪烁着回到故乡的兴奋与对未来的茫然。有从内蒙古草原回来的，说话间还带着点“莜面”和“骑马”的回忆；有从山西插队归来的，言谈里少不了“煤窑”、“醋”和那些艰苦的岁月；还有几个更远，是从“北大荒”黑土地里挣扎出来的，沉默寡言，但干起活来一把子力气。
这些归来的“知青”，就像被风吹回巢的鸟儿，急切地需要落脚之处。可四合院就那么大，房子就那么多。于是，一场无声而又紧迫的“空间争夺战”悄然上演。
几乎是在眨眼之间，院里那些原本还算宽敞的边角旮旯，就被各式各样、因陋就简的建筑占据了。你家在东墙根用废旧砖头、碎瓦片搭起个低矮的“偏厦”，勉强能放张床，就成了返城大儿子的婚房；他家在西厢房外接出一截油毛毡顶的“小厨房”，既能做饭，晚上铺个板子也能睡人；前院后院，但凡有点空地，都被见缝插针地垒起了鸡窝、煤池子，或者堆放杂物的棚子。建筑材料五花八门，有从拆迁工地捡来的半截砖，有厂里废弃的木板、油毡，甚至还有用旧铁丝、麻绳勉强捆扎起来的竹竿架子。这些新添的“建筑”歪歪扭扭，高矮不一，颜色斑驳，活像给原本虽旧却整齐的四合院打上了一块块难看的补丁。
原先中院那还算开阔的空地，是开全院大会的“法定”场所。夏天摆上小马扎、小板凳，冬天大伙儿揣着手站着，总能容下全院老少。可现在，空地两边被新搭的棚子挤占得只剩一条窄道，中间也被几户人家堆放的舍不得扔的旧家具、腌菜缸子占去不少。再想开全员大会？难了。
这天下午，厂里通知要传达重要文件，三位管事大爷只好又张罗着开会。易中海背着手在院里转了一圈，眉头就皱了起来。最后，会议地点勉强选在了中院相对还空些的地方，可根本摆不下几条凳子。
于是，南锣鼓巷95号四合院有史以来最“接地气”的一次全员大会，就这样召开了。易中海、刘海中、闫阜贵三位大爷站在略微高一点的台阶上，面前黑压压一片，全是人。有上了年纪倚着墙根的，有中年汉子蹲在地上的，有妇女抱着孩子靠在自己家门槛上的，更多的是那些返城不久、无处安身的年轻人，他们或站或蹲，挤挤挨挨，脸上带着好奇、疲惫或是不耐烦的神色。小孩在人群缝隙里钻来钻去，被大人低声呵斥。
刘海中拿着厂里发的文件，提高了嗓门念着，胖脸上冒出了汗珠。他的声音在拥挤的空间里显得有些闷，需要不断重复才能让后排的人听清。易中海不时插话补充几句，目光扫过下面密密麻麻的人头，心里沉甸甸的。他记得以前开会，虽然人也多，但好歹有个坐处，秩序井然。现在这样，乱哄哄的，像逃难的人临时聚拢，哪还有一点“全院一心”的庄重感觉？
闫阜贵站在边上，小眼睛却没闲着，滴溜溜地在人群里扫视。他看到棒梗和陈桂芝挤在贾家屋檐下，棒梗护着妻子，陈桂芝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到许大茂叼着烟，靠在自家新搭的厨房门框上，一副看热闹的样子；他看到何雨柱和冉秋叶低声说着什么，何晓已经上幼儿园了；他还看到好几个面生的返城青年，蹲在角落里，眼神飘忽，不知在想什么。
“这人……是真多了。” 散会后，刘海中擦着汗，对易中海和闫阜贵感慨，“以前觉得院里挺宽敞，现在……转个身都怕碰着人。”
易中海叹了口气：“回来是好事，国家政策。可这住的地方……厂里宿舍也紧张。大家克服克服吧，互相体谅。”
闫阜贵没接话，心里却在想：体谅？住的地方就这么点儿，谁体谅谁？往后为了争一寸地、多盖一间棚，这院里，怕是有的是热闹看了。他目光又瞟向许大茂那边，见许大茂正跟一个返城回来的、打扮得比一般工人时髦些的小青年说着话，脸上带着惯有的那种熟络笑容。闫阜贵心里一动，这许大茂，消息灵，门路广，这些没着没落的返城青年，说不定正是他笼络或者利用的对象？这人一多，水就浑，水一浑，像许大茂这样的泥鳅，可就更能翻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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