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轧钢厂上空那熟悉的、混合着煤烟与铁锈气息的空气，似乎比往日更加沉滞凝重。陈启刚在副科长办公室坐下，还没来得及泡上一杯茶，就听到外面大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带着某种习以为常却又每次都会引起细微波澜的骚动。很快，科室里资历最老、消息也最“灵通”的小李，便敲响了他的门，探进半个身子，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唏嘘和麻木的表情。
“陈科长，听说了吗？又没了一个。”小李的声音不高，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陈启抬起头，手中整理文件的动作微微一顿：“哪个车间的？”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
“精加工车间的，叫贾东旭。唉，年纪轻轻的，听说之前身体就不好，浮肿得厉害，今天早上在车床边上，一头栽下去就没再起来……”小李快速地汇报着听来的消息，语气里带着一种在这个年代并不罕见的、对死亡的淡漠叙述。
陈启沉默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小李见状，便识趣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重新恢复了安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陈启放下手中的文件，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又死了一个。从旧社会挣扎过来，再到建国后这十几年，生离死别，他见得太多，听得也太多了。饥饿、疾病、意外……生命的消逝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似乎变成了一种频繁上演的、令人麻木的常态。他心中并无太多剧烈的波澜，没有恐惧，也没有过分的悲伤，只是泛起一丝淡淡的、如同秋日薄雾般的感慨。那是对生命脆弱、对时代洪流下个体命运如草芥的无奈喟叹。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湮灭在巨大的工业机器和普遍的匮乏之中，甚至激不起多少像样的水花。这种漠然，并非冷血，而是一种在持续不断的冲击下形成的、用于自我保护的情感茧房。
下班铃声响起，陈启随着人流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往常这个时候，工友们还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一下晚上的安排或者厂里的趣闻，但今天，气氛明显要沉闷许多。贾东旭的死讯显然已经传开，人们默默地走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神深处，藏着一丝物伤其类的疲惫和对自身命运的隐忧。
回到那座熟悉的四合院，还没进大门，陈启就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往常这个时候，院子里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各家各户做饭的声响、孩子的哭闹、大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但今天，院子里却静悄悄的，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只有中院方向，隐约传来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女人哭声，像一根细细的钢丝，拉扯着人的神经。
陈启推着车走进前院，正好碰到三大爷阎埠贵从屋里出来倒水。三大爷看到他，立刻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脸上带着一种兼具同情和打探消息的神情：
“启子……啊不，陈科长，回来了？中院贾家的事儿……听说了吧？”他朝着中院努了努嘴，“贾东旭那孩子……唉，真是没想到，说没就没了。他娘和他媳妇儿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
陈启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厂里听说了。”
他把自行车推进自家的小屋放好，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他和贾家素无来往，甚至因为贾张氏平日里爱占便宜、搬弄是非的性子，关系还显得有些疏远冷淡。礼节上，作为邻居，似乎应该过去看一眼，表达一下慰问。但内心深处，他并不想与那家有过多的牵扯，也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
最终，他还是决定过去露个面，尽到最基本的邻里情分，然后便离开。
他踱步来到中院。贾家的房门敞开着，里面光线昏暗，挤着几个闻讯赶来的邻居，大多是些妇女，正在七嘴八舌地劝慰着。贾张氏瘫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得呼天抢地，鼻涕眼泪糊了满脸，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儿啊……你走了让娘怎么活啊……”。她的哭声嘶哑而绝望，充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而贾东旭的媳妇，秦淮茹，则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男孩，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在旁边，一起默默地坐在炕沿上，低着头，肩膀不住地抽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却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那隐忍的悲痛，比贾张氏的嚎啕更让人心酸。年幼的棒梗似乎被这气氛吓住了，睁着大眼睛，茫然地看着哭泣的奶奶和母亲，小脸上满是恐惧。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悲伤和绝望的气息。陈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朝里面望了一眼。邻居们看到他，有人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贾张氏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只有秦淮茹，似乎感觉到了门口的视线，抬起泪眼朦胧的脸，看了陈启一眼，那眼神空洞而无助，随即又飞快地低下了头。
陈启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这个秦淮茹，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带着两个孩子，肚子里面还有一个没出生的小孩，还有一个难缠的婆婆，往后的日子，可想而知会有多艰难。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局外人，便转身悄然离开了。他既没有上前说那些苍白无力的安慰话，也没有表示任何物质上的帮助——在这个大家都困难的年月，任何额外的帮助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猜忌。
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关上门，仿佛将中院的悲声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他坐在炕沿上，心情有些复杂。个体的死亡，在时代的车轮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落在具体的家庭上，却是天塌地陷般的灾难。
不过，这个时代也自有其一套应对这种悲剧的、近乎冷酷却又带着一丝保障意味的规则。陈启知道，像贾东旭这样在岗位上去世的工人，会被认定为工伤。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由厂里和街道负责的后续事宜：
子女会有补贴，家人可以接班，后事由轧钢厂后勤负责。
这些政策，像一张冰冷而精确的网，兜住了因死亡而坠落的家庭，避免了他们彻底滑向深渊。它们无法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提供了一种在绝境中继续生存下去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和依靠。
陈启听着中院方向隐约传来的、似乎永无止境的哭声，摇了摇头。他能做的，也仅仅是作为一个沉默的旁观者，见证着这个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悲剧，以及那套冰冷制度所提供的一丝微弱保障。个人的生死，在宏大的叙事和严密的政策面前，不过是按流程处理的一桩事项。他重新点亮煤油灯，拿出那本《作物遗传学》，试图将心神沉入知识的海洋，用理性的思考，来驱散这弥漫在院落内外、令人窒息的悲伤与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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