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莫在“翠鸟号”——这是他从水手们零星的交谈和船体上模糊的字迹辨认出的名字——单桅渔船那狭小、摇晃、充满鱼腥味的船舱里，度过了三天半是囚徒、半是获救者的时光。
救起他的船长名叫亨德里克，一个沉默寡言、脸上带着刀疤的弗里斯兰人，据说年轻时在北海上与风暴和走私贩子都打过交道，眼神锐利如鹰。船员们多是荷兰人或弗里斯兰人，说着他几乎听不懂的低地德语方言，粗鲁、迷信、迷信风浪和鲱鱼群胜过一切，对基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半死不活的“芬兰水手”保持着一种混杂着好奇、疏离和淡淡怜悯的态度。
基莫的“故事”简单而经不起推敲：他自称是赫尔辛基人，在一艘沿海贸易的小帆船上做水手，船在斯卡格拉克海峡附近遭遇风暴沉没，只有他抱着一块木板漂了几天，侥幸被“翠鸟号”救起。他“不记得”船名，也“不知道”确切失事地点，只反复强调寒冷、黑暗和同伴的死亡。他刻意表现得惊魂未定，语言不通（他的英语本就有限，夹杂着芬兰口音），身体虚弱，以减少被盘问的机会。
亨德里克船长没有深究，或者至少没有在明面上深究。北海吞噬船只和生命是常事，一个侥幸生还的、吓破了胆的异国水手，虽然可疑，但只要不惹麻烦，暂时收留也无妨。船上正好缺一个打杂的人手——清理鱼舱、修补渔网、在厨房帮工。基莫被默许留下，用劳动换取食物和暂时的栖身之所，直到船只靠港。
这对基莫而言，已是莫大的幸运。他抓住这个机会，拼命干活，沉默寡言，对任何指令都反应迅速。他清洗散发着恶臭的鱼舱，手指被咸水和鱼鳞磨破；他学着修补粗糙的渔网，笨拙但认真；他在摇晃的厨房里帮忙处理捕获的鲱鱼，浓烈的腥气让他几乎呕吐，但他强迫自己适应。他吃水手们粗粝的黑面包、咸鱼和豆子汤，睡在吊床上随着海浪摇晃。体力在缓慢恢复，脸颊也因为海风和相对规律（尽管粗糙）的饮食而略微有了点血色，尽管眼神深处那抹挥之不去的警惕和疲惫，并未完全消退。
他仔细观察着“翠鸟号”和它的船员。这艘船不大，大约六十英尺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保养得不错，显然亨德里克船长是个经验丰富的航海者。船上除了捕鱼工具，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引起了基莫的注意：某些舱板似乎可以移动，船舱底部有几个上锁的小隔间，水手们偶尔在夜深人静时搬运一些用油布包裹的、显然不是渔获的沉重木箱。而且，“翠鸟号”的航线似乎也并非完全遵循渔船的规律，有时会在非渔区停留，夜间航行时偶尔会与一些没有灯火的小船短暂接触。
走私。这个词在基莫脑海中浮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在官方海关和税务官视线之外，这种隐秘的贸易网络如同海下的暗流，一直存在。烟草、酒类、纺织品，甚至更隐秘的货物。“翠鸟号”很可能不仅是一艘渔船。这解释了亨德里克船长为何愿意救他——一个来历不明、但看起来无害的落难者，可能比一个在港口盘问时多嘴的家伙要好。也解释了船员们那种对陌生人本能的戒备。
这增加了风险，也提供了机会。风险在于，与走私者同行，意味着随时可能遭遇海关巡逻船，甚至海盗。机会在于，走私者通常有自己的渠道和门路，能够避开官方的盘查，或许，也能帮助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悄无声息地登上欧洲大陆。
基莫将疑虑压在心底，继续扮演他沉默寡言、勤恳工作的幸存水手角色。他将那把小刀和金属水壶藏在吊床下的隐秘缝隙里，至于那个黄铜球，体积不大，他冒险贴身携带，用破布包好，塞在衣服内衬。这东西无用，但似乎也无人注意。
航行在继续。风暴过后，北海露出了它相对平和的一面，尽管天空总是阴沉，海风依旧冷冽。“翠鸟号”似乎捕到了一些鱼，但更多时间像是在按照某种既定的航线行驶。基莫从水手们偶尔的交谈和水手长挂在舱壁的、简陋潦草的海图中，大致判断出他们的航向是东南，朝着荷兰或德国北部的海岸线。
第四天傍晚，了望的水手发出了喊声。基莫和其他人一起爬上甲板，借着黄昏昏暗的光线，他看到前方海平线上，出现了一条低平的、深色的线条。陆地。
不是高耸的悬崖或繁华的港口，而是一片平坦的、仿佛与海面融为一体的土地，点缀着风车、堤坝和零星的低矮建筑。是荷兰。低地之国。
“弗利辛恩（Vlissingen）外海。” 大副，一个红鼻子的壮汉，在基莫身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指了指远处隐约可见的港口轮廓和灯塔闪光，“明早靠港，卸货，补给。” 他看了基莫一眼，眼神意味深长，“你，上岸。船长说的。给你点钱，自谋生路。”
基莫的心微微一沉，但也在意料之中。走私船不会长期收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弗利辛恩，荷兰泽兰省的一个港口城市，虽然不是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那样的大港，但也足够让他消失在人群中，再想办法向东，前往汉诺威——斯特兰德伯格信中提到的最终目的地，也是“渡鸦”网络理论上应该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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