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娜·维尔塔宁站在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外的报摊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出版的《斯德哥尔摩新闻报》，头版头条的黑体标题像一记重拳，砸在她的眼睛上：
“慈善修女成为政治犯：特别状态下的良心危机”
标题下方，是安娜·科尔霍宁的画像——那是索尔伯格先生通过秘密渠道搞到的照片，由流亡画家连夜临摹，制成锌版印刷的。画像上的安娜年轻，清秀，眼神温和而坚定，完全符合人们对“慈善修女”的想象。画像旁边，是莉娜亲自撰写的长文，详细描述了安娜在赫尔辛基工人区和码头区从事慈善工作，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和教育，为老人提供医疗帮助，然后因“组织非法网络”被捕，关押在第三厅秘密监狱，遭受审讯的经过。文章没有提及“影子议会”，没有提及抵抗运动，只强调安娜的慈善工作和被捕的荒谬——一个帮助穷人的人，成了国家的敌人。
莉娜快速浏览文章。她的文字被编辑稍作润色，但核心内容都在，语气冷静，事实清晰，引用了一些“匿名目击者”的证词（实际上是通过教会网络收集的真实案例），还提到了帕维莱宁教授在狱中病逝、曼纳海姆议员被长期关押等关联事件。整篇文章像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没有煽情，但正因如此，更有说服力。
她买了十份报纸，走回“芬兰之家”。一路上，她看见许多行人都在看这份报纸，有人皱眉，有人摇头，有人低声议论。在街角的面包店，她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交谈：
“你看了吗？那个修女的事。太可怕了，帮助穷人也要坐牢。”
“俄国人越来越过分了。我听说他们在芬兰关了很多人，连议员和教授都不放过。”
“瑞典政府不该说点什么吗？毕竟我们是邻居。”
“嘘，小声点。这种事，政府不敢管的。但报纸能登出来，总是好的。”
莉娜的心跳加快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将芬兰问题从抽象的“政治冲突”，转化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道危机”，让普通瑞典人产生共情，进而形成舆论压力。而选择安娜作为焦点，是精心策划的：她年轻，女性，慈善工作者，这些身份最容易引发公众的同情和愤怒。而且，她是埃里克的妹妹，埃里克是“蜂巢”的创建者，是抵抗运动的象征，报道安娜，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声援埃里克和整个抵抗运动，但不会直接触怒瑞典政府的“中立”红线。
回到“芬兰之家”，莉娜发现一楼接待室已经挤满了人。索尔伯格先生正在接电话，语气急促但冷静：“是的，我们已经准备了完整的背景材料，包括安娜·科尔霍宁的慈善工作记录、逮捕的法律依据分析、特别状态下教育系统的数据……对，可以马上送到编辑部。照片？我们还有几张她在慈善堂工作的照片，但不太清晰……好，锌版我们可以提供。”
是《哥德堡邮报》打来的，他们想转载这篇文章，并做深度跟进报道。索尔伯格挂掉电话，立刻又有电话进来，是马尔默的一家报纸。接着，门被敲响，两个陌生男人走进来，自称是德国《法兰克福报》和英国《每日新闻》的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看到《斯德哥尔摩新闻报》的报道后，想采访“芬兰之家”的负责人，了解更多内幕。
莉娜被索尔伯格推到了前面。“这位是莉娜·维尔塔宁女士，文章的主要作者，前芬兰教师，亲身经历过特别状态下的教育迫害，现在负责我们的教育项目。她最了解情况。”索尔伯格简短介绍，然后对莉娜低声说，“小心回答，只讲事实，不谈政治。重点是安娜的人道工作，芬兰普通人遭受的苦难，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明白吗？”
莉娜点头，深吸一口气，走向那两个记者。她穿着索尔伯格夫人借给她的深蓝色套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看起来像个严肃的学者或教师，而不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这有助于建立可信度。
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莉娜用流利的瑞典语和德语（她在大学学过），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安娜的慈善工作具体做什么？她帮助了多少人？逮捕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她在监狱里可能面临什么？芬兰的教育系统现状如何？特别状态对普通家庭的影响？她引用具体的数据和案例，语气平和，但每个事实都像一块石头，投入记者们心中，激起涟漪。
“维尔塔宁女士，”英国记者最后问，“您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瑞典、德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对芬兰的现状做些什么？”
莉娜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我不是政治家，无法建议具体的政策。但我认为，至少，国际社会应该看到，听到，记住。看到芬兰正在发生的事，听到芬兰人的声音，记住特别状态下的苦难和不公。然后，用各自的方式——媒体的报道，学者的研究，民间组织的援助，甚至政府的私下关切——表达关注，施加压力，让那些制造苦难的人知道，他们的行为不是秘密，不会被遗忘，会面临历史的审判。也许这不能立即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那些在黑暗中坚持的芬兰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世界没有忘记他们。这对他们，是巨大的精神支持。而精神支持，有时比物质援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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