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瑞典外交部大楼的会客室里，索尔伯格厂长坐在深红色的天鹅绒扶手椅中，双手放在膝盖上，努力保持着工业家应有的从容姿态，但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膝盖，暴露了内心的焦躁。会客室装饰华丽，墙上挂着历代瑞典国王的肖像，深色橡木的家具擦得锃亮，壁炉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即使在八月阴郁的天光下也闪闪发光。但这一切庄严华丽的布置，在索尔伯格眼中只显得冰冷而遥远，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戏剧布景，而他只是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
门开了，瑞典外交大臣路易斯·德·格尔伯爵走进来。这是个六十岁的贵族，身材瘦高，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剪裁完美的黑色燕尾服，胸前别着瑞典王室颁发的勋章。他表情温和，但眼神锐利，像能看穿人心。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些的官员，是芬兰事务专员安德斯·林德。
“索尔伯格先生，抱歉让您久等了。”德·格尔伯爵在对面扶手椅坐下，林德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文件夹，“您关于芬兰局势的紧急约见，我收到了。请说。”
索尔伯格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两人之间的桃花心木茶几上：“伯爵阁下，林德专员，这是我过去十天收集的关于芬兰特别状态实施情况的报告，包括：军事管制细则，逮捕名单，处决记录，文化压制措施，经济控制条款。还有，”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苔原号’沉没事件的详细经过，以及阿尔托·西贝柳斯的死亡证明。”
德·格尔伯爵没有立刻看文件，而是用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椅子扶手：“索尔伯格先生，我理解您对芬兰同胞的关切。瑞典政府也在密切关注芬兰局势。但您必须明白，瑞典是一个小国，与俄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我们不能，也不会，为了芬兰而与俄国开战。这是现实政治，无关道义。”
“我不是请求开战，伯爵阁下。”索尔伯格控制着情绪，“我请求瑞典政府在外交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公开谴责特别状态违反1809年《波尔沃协议》，在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国首都进行外交斡旋，要求俄国恢复芬兰自治。同时，以人道主义名义，接收芬兰难民，提供医疗、食物、住所。这些都是国际法允许的，不会给俄国动武的借口。”
德·格尔伯爵与林德交换了一个眼神。林德开口，声音平静而官僚：“索尔伯格先生，瑞典已经在做这些。我们向圣彼得堡递交了正式照会，对芬兰局势表示关切。我们允许芬兰难民在边境寻求庇护，只要他们不从事政治活动。红十字会的人道援助也在进行。但公开谴责？那等于撕破脸。至于《波尔沃协议》……俄国人可以说特别状态是临时措施，是为了‘恢复秩序’，等局势稳定就会取消。这在法律上有解释空间。”
“临时措施？”索尔伯格忍不住提高声音，“细则里明确写着要推行俄语教育，改变司法体系，控制经济，移民俄国农民。这是系统性同化，是永久性改变芬兰的地位！等‘局势稳定’，芬兰已经不再是芬兰了！”
“也许。”德·格尔伯爵平静地说，“但索尔伯格先生，您必须面对现实：芬兰是俄国的一部分，这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认的。瑞典在1809年战败后，已经永久放弃了芬兰。现在，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平衡：我们保持中立，不挑衅，俄国尊重我们的独立。这个平衡很脆弱，我们不能为芬兰打破它。”
索尔伯格感到一阵冰冷从脊椎升起。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瑞典政府不会为芬兰冒险。道义是奢侈品，只有强者才消费得起。瑞典是弱者，只能在强邻的阴影下小心生存，不敢为已经失去的领土招惹灭顶之灾。
“那么，那些逃到瑞典的芬兰人……”他声音干涩，“‘苔原号’的幸存者，萨米难民，政治犯家属……瑞典会怎么处理？”
林德翻开文件夹：“根据内阁昨天通过的决定：所有芬兰难民需登记，接受背景审查。政治人物、抵抗组织成员、被俄国通缉者，不能获得政治庇护，只能给予临时人道停留许可，期限三个月。三个月后，必须离境，或申请转为普通移民——前提是放弃政治活动，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瑞典与俄国关系的行为。至于‘苔原号’幸存者，目前救起九人，其中一人伤重死亡，剩下八人正在医院治疗。身份核实后，将按此政策处理。”
“放弃政治活动？”索尔伯格几乎要站起来，“这些人很多是工程师、教师、律师，是芬兰的未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是为了保存芬兰的知识和技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重建祖国！让他们放弃政治活动，等于让他们放弃灵魂！”
“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回去。”德·格尔伯爵的声音冷了下来，“瑞典没有义务保护每个想推翻邻国政府的人。我们提供的是人道援助，不是政治庇护。索尔伯格先生，我建议您和您的‘芬兰之友协会’也记住这一点：在瑞典境内从事支持芬兰抵抗的活动，是违法的。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旦俄国提出正式抗议，我们必须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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